当伯克(Burke)第一个，然后是康德——这正是你教我的—重新发现了崇高(sublime)的范畴，把它从语文学的蛛网中扯出的时候，他们定义了两种崇高:自然的崇高，它由宏伟的自然景观所揭示，并激起了感性灵魂的恐惧;数学的崇高，换言之，数学的不定和无限的景观，一种智性的震惊，它激起了理性灵魂的恐惧。然而，他们向我们解释，灵魂的这些伟大情感让我们为一种想象力的解放做好了准备—但什么样的解放?正是在这里，故事变得充满激情，因为想象力只有认识到了崇高感的实践本质，才能解放自身。崇高感，如同想象力，是理性和感性，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十字路口。这里发生了一场感性的哥白尼革命—(在康德那里)这场革命缝合了先验伦理学和辩证法，换言之，缝合了感性经验的界限和实践理性的界限。现在，让我们把伯克和康德置于市场及其后现代变形的景观面前:再一次，感到恶心和空虚，再一次，颤栗并恐惧——阴郁的赞颂，一种盲目的超越之意志。在这里，绝对的界限感，再一次，成为了想象力的急迫。就这样，我们的恶魔把我们越逐越远，那恶魔让我们摆脱了商品崇高的负面情感。所以，崇高感不能是无力的。相反，它让我们脱离了无力。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身陷其中的这个实则非人的现实是人性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想象力的协助下，过滤存在物(l'existant)的绝对不确定性了。这是崇高的特别之处:它通过想象力，为我们敞开了一种超越的实践经验，从而给我们强加了一种绝对否定的理论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崇高既和辩证法无关，也和思想史上产生的各种相似的形而上学的同等经验无关。崇高的经验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一跃;它是否定的真理。在这里，苦恼被碾碎了，好让想象力的建构得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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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