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思考我们的时代，思考我们曾亲历的伟大革命，我们曾忍受的危机和反动时，当我思考我们时代呈现的同文艺复兴危机、同现代性早期的深刻相似时，我想到了几位启示当时世人的伟大作者：尤其是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Rabelais)，或在其他方面(在其他的文化维度上，尽管它们反映了相同的危机元素)，特奥菲洛·福伦戈和米格尔.塞万提斯(Miguel Cervantès)。我问自己，在何种程度上，一个新的世界——那时是人文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世界;如今是技术抽象和社会主义的世界—会一开始显得难以理解，而在其中生长并提出新事物的那些力量如何突然之间欲求一种自由的、幻想的构造。在文艺复兴时期，世界之全新构成的解放了的却未完成的特点，以一种奇形怪状的、极度滑稽的语调，被给了出来—艺术的建构是基于“腰带以下”发生的东西。今天呢?滑稽、笑声、讽刺再度盛行。在巨大的断裂中，在构成人性特点的极度对立的体系里，笑声找到了其形而上的辩护。笑声唯一贴切的定义恰恰在于:分离和对比。然而，我们在此历史范例中提及的既幻想又滑稽的非凡点缀并不是一个以现实主义的手段研究我们时代之抽象化的有效范式。因为，在当前时代，历史的变更已成为了生物学的变异—而笑声，虽仍是生命中一个宝贵的同盟，但终究不是认知的关键。笑声不再是一个工具，它不再允许我们通过新的幻想形象来发现一个新的本体论现实——后者过于困难，问题重重，残酷无情。但除了笑声，仍有悖论，仍有理想张力的极端主义，仍有命名最新现实的可能性，仍有用一种根本原初的方式恢复言语的急迫。因为命名这个新的抽象的世界，就是从它内部发言。与文艺复兴危机的差别完全在于：当时，人类与历史的真实之建构，仍有外在的潜能并且那时，真实的建构呈现为制造品，呈现为从外部材料中得出的产品;人本身成为了劳动力，成为了被异化的本质。但今天，这一切都结束了。真实的建构与工具的建构并肩而行，而工具的生产等同于世界的建构。悖论从未如此地强大，它从未如此幸福地得以解决。认识论和本体论在同一片屋檐下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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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