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伟大的帝国不得不把它们自己从某种远离社会化的外在自然中、从不同于帝国本身的社会环境中界分出来，这是与古代部落社会不同之处。但是，由于集体同一性现在只能通过带有普遍性要求的教义来促成，政治秩序也就不得不仰仗这种要求了：帝国并非仅仅在名义上是普遍的，帝国由同盟集团与附属集团所组成，边缘区域是流动的。不但如此，这里还有人们既试图征服又希望使其皈依的野蛮人，他们是一种异己者，也是潜在的社会成员，但只要他们还不具备公民的地位，就不能作为完整的人来对待。只有其它帝国的现实性才与上述关于一个帝国之边界与社会环境的定义不相容。尽管有贸易联系的存在，尽管有新鲜事物的渗入，帝国仍然抵御了这种危险。在现实的帝国之间，并没有那种维持组织化对外政策意义上的外交联系，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政治存在都没有依赖于某种相互认可的系统。
上述同一性形式的局限也内在地自我表现了出来。在根据亲族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中，集体同一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与那种通过亲属结构建立起来的个体的角色同一性相联系。在神话世界观的框架内，不存在使同一性的发展超出这个阶段的刺激力，个体差异在教士和巫师的角色中，可以很容易地被调解。②而在较高层次的文明中，帝国同一性的综合力量不得不恰恰在使国家、贵族、城市商人、牧师和官员等意识的非同步进化结构得到统一，并把统一限定于同样的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去证明自身。一个朝向同样传统的较宽泛的信仰态度系列是被允许的。而那种对某人来讲很像是与魔术实践相联系的神话一类的东西，不管它是被什么礼仪所支持，对他人来说，都是一种信仰传统，教义知识的宗教组织体经常用争论的力量替换传统的力量，并且用一种理论态度去取代建立在教义权威基础上的信仰态度。但是，如果统治者和公民地位的特殊性—它们仅仅被帝国普遍性的要求所遮盖——仍然是不可察觉的、并且没能导致有意义的差异，这种普遍化潜能就不可能被大规模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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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