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果我们借助于近来的人类学发现来考察社会劳动的概念，下列情况就变得更为明显，即社会劳动这个概念在进化刻度上刻得太深了，原始人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类人猿那里区分出来的，他们通过社会劳动来改变再生产并发展出一种经济。成年男子形成狩猎团伙，这使：(1)武器和工具(技术)得到运用；(2)通过劳动分工来共同活动(合作组织)；(3)在集团内部分配捕获物(分配原则)。生产资料的制造，劳动的社会组织及其产品的分配，满足了生活再生产之经济形式的条件。
重建原始人的社会比重建其生产方式更加困难。我们不清楚他们的交往系统究竟在超出以手势为中介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已经在灵长目动物中发现)方面进步了多远。有关的推测是，他们拥有某种手势语言和某种信号召集系统。由于在任何场合中，共同性的大规模狩猎都要求达到对经验的理解，故我们不得不假设存在某种原始语言，这种语言至少为认知能力、情感表达以及人际关系这些非常重要的人类进化要素的系统联结铺平了道路。原始人群中的劳动分工大概导致了两个子系统的发展：在平等的狩猎团伙中聚在一起、并从整体上看占据某种统治地位的成年男子群体；采集果实并照料子女、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女子群体。与灵长目社会相比较，合作的战略形式和分配规则都是新的，这两个方面的发明都与第一个生产方式的建立即合作狩猎直接相关。
这样，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的概念对于确定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与灵长类动物的生活方式的区分来说，乃是适宜的，但它并没有抓住人类生活再生产的特殊性。不是原始人类，而是人类，才第一次结束了在脊椎动物中形成的社会结构—一个单侧度的系列，在其中，每个动物都被过渡性地指定具有一种、而且仅仅具有一种身分（在黑猩猩和狒狒中间，这个身分系统控制着特别是成年雄性之间的侵犯性关系、雄性和雌性之间的性关系以及长幼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时，家庭似的关系仅仅存在于母亲和她的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母亲和成长中的儿子的乱伦是不允许的，但却没有相应的父亲与女儿之间的乱伦界线，因为父亲这个角色并不存在。甚至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原始人社会也不知道什么叫家庭结构。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家庭是怎样出现的。康特(Count)认为，社会式组织的狩猎这种生产方式制造了某种系统，它通过男性的家庭化得到解决，即通过引入以异族婚姻为基础的亲族系统得以解决。狩猎团体的男性社会变得独立于从事植物采集的女性及其子女团体，后一团体在围猎远征期间仍旧被保留着。伴随着这种分化，以劳动分工为链条，出现了某种新的一体化需要，即两个子系统之间被控制的交换的需要。但是原始人在他们的支配力方面，显然只拥有依赖于身分的性关系模型，这种模型对于新的一体化需要来说是力不胜任的。对身分的性关系模型依赖越少，灵长目中的身分秩序就越被这样一种力量—该力量乃是在朝向狩猎团体内部的平等关系方向推进的—所冲蚀。只有那种以婚姻和被规约的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家庭才允许成年男性以父亲角色为媒介，把狩猎团体男性系统中的身分同女子和子女系统中的身分连接起来，并因此：(1)把社会劳动的功能与养育后代的功能合为一体；(2)把男子狩猎的协调功能与女子采集的协调功能合为一体。
138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