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过个体发生学分析的认知发展诸阶段为模本，来勾画技术的发展史，从而使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成为可见的，这一点确属可能。但是，生产方式的历史系列之能够依照社会组织的抽象原则予以分析，只有在我们确定了哪些世界观结构相应于社会一体化的个体形式、以及这些结构是怎样制约着现实认识的发展时，才可能办到。换句话说，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指向世界观发展的结构分析，世界观的进化成为相互作用结构的发展阶段和技术性有用的知识进展之间的媒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中，这种情形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通过意识形态而发生着作用。
2.19世纪晚期的进化人类学理论[摩尔根、泰勒(Tylor))，在我们这个世纪，已被功能主义学派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驱逐到角落里，只有V·G·柴尔德(Childe)和L·怀特(White)这样一些作者仍然坚持一般发展阶段的概念。在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化人类学克劳伯(Kroeber)、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米德〕的影响下，发展的理论观点，正如J·H·斯塔沃尔特(Steward)的“多线路进化主义”所表明的，只是以某种非常谨慎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使之适应于文化生态学。然而，近来生物进化理论的成功却为社会-科学的进化主义的复兴提供了促动力，社会进化不再仅仅作为含混的有机进化的延续过程而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进化主义者帕森斯、卢曼、兰斯基(Lenski)]⑦开始酝酿的思想：社会进化可以和业经很好分析与检验过的自然进化模型相一致而得到解释。生物学模型的启发作用无须争论，值得怀疑的是，生物学模型是否指出了一条通向一般化的进化理论之路，从而对自然发展和文化发展都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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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