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W·威特“德意志联邦国防军缺乏敌方目标么?”〔“Bundeswehr ohne Feindbilder?”]，载《和平分析》 [Friedensanalysen] (Frankfurt,1975),PP96\~114。
29.例如，可参考B·R·杜朗《布列塔尼问题》[La Question Bretonne](Paris,1975)。
30.在讨论中，K·埃德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只有在习惯性（角色)同一性阶段，才存在与个体同一性相应的集体同一性；而后习惯性阶段的自我同一性则不再需要来自集体同一性的支持。关于世界大同的构想，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关于某种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将仅仅标志着如下阶段的到来，即这样一种集体同一性的分解。例如，康德就曾提出过把世界理解为“以自身为目的的普遍王国”，他认为“伦理共同体的概念总是与所有成员之总体性的观点相联系，正是在这当中，它与那种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区别了开来。”理性存在者的王国乃是一种理想，后者绝不可能由所谓世界大同秩序加以经验地实现。但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同一性设计还是显示出了某种普遍式调节的交往行为领域的条件所在，根据这种条件，那些暂时构建起来的、以特定集团为倚托的集体同一性可以作为相对物来处理，并使之成为可变的。从这一角度出发，一种复杂社会能否构建理性同一性的问题似乎不得不这样来回答：只要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由社会结构所驱使丢弃了他们的角色同一性（不管它是多么普遍化)，并去发展自我同一性，集体同一性就将成为多余的东西。同一性观念——这种观念在未来社会中将作为反思性的被集体构建起来—现在乃是最后一个带有幻觉的躯壳，直至这种集体同一性最终被抛弃并被所有参照系统永恒的变化所取代。当然，这样一种状态的设想仍然带有乌托邦性质：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所有战争——作为组织化了的集体努力（该集体需要其成员的牺牲意志)—都只有作为退化现象的发生，才是可想象的，而绝不再是什么制度上可以期待的东西。
31.J·哈贝马斯《认识与人的意趋》(Boston，1971)，《走向一个理性的社会》[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0)。我要对T·莫伽塞深表谢意，他在工具行为、战略行为和交往行为诸概念的分析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参见J·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The Critical Theory ofJürgen Halermas(Cambridge,Mass,1978),第1节第2部分“劳动与相互作用：工具理性批判”）。还可参考J·凯纳“哈贝马斯论劳动与相互作用”[“Work and Interaction in Habermas"],载<竞技场杂志[Arena]38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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