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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打算处理的、我的同事和我本人都深感兴趣的主题，与这样一项经验性研究相关联：它涉及存在于年轻一代中的那种冲突与冷漠的潜在势力。①在社会化范型、青春期独特的发展、有关青春期危机的相应的解决办法、以及由年轻人构建的同一性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解释深深扎根的、与政治有关的种种态度。这个问题引发我们去思考道德的发展与自我同一性—一个这样的主题：它使我们自然地超出了原来的范围而进入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问题领域，即进入到其基础概念的规范含义问题之中。自我同一性概念显然具有比描述更多的意义，它描绘出一个自我的符号性组织。自我的符号性组织一方面自命为某种普遍理念，因为它是在一般形成过程的结构中被发现的，并使那些具有文化恒定性的、重复出现的行为问题的最理想的解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一个独立存在的自我组织又决不意味着某种定期发展的东西，某种——比如说——类似于自然界成熟过程的结果，事实上，它通常并没有完全实现。
如人们思考自我强力这类概念的规范含义，除去超我中与自我远隔的部分，并且缩小无意识防卫机制发挥功能的领域，那么，精神分析学也可遴选出一定的个性结构作为理念。当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一种语言分析形式被译解时，它的规范意义就将在下列事实中展示出来：所谓自我、本我、超我三者的结构性模型预先假设了非强迫性的、非病理性扭曲的交往。②当然，在精神分析学的文献中，上述规范性含义通常是在直接与分析疗程的医学目的相关联的情况下被表征的。而在社会研究所的大量社会心理学著作里，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之所以能完整地进入描述、假说构形、以及衡量手段(的角色)，恰恰是因为它们所具的规范性内容。弗罗姆关于施虐-受虐狂特征及霍克海默尔关于权威与家庭的早期研究，阿道尔诺对权威性人格中偏见形成机制的探讨、以及马尔库兹有关本能结构与社会的理论著作，都遵循着同样的概念方略：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能够交织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所设计的独立自在的自我与不为习俗所约束的社会这两个侧度乃是相互需要的。这一连结着社会批判理论与自我概念——后者在绝非唯心主义的精神分析概念中保存着唯心主义哲学的遗产——的链条甚至可以在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兹公开宣布精神分析学已过时时仍然被保留：“社会超出了这样的阶段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精神分析理论可以阐明它对个体心理结构的深入、并因此能够揭示存在于个体中的社会控制机制。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石乃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控制产生于本能需要和社会需要间的斗争，产生于个体内部的斗争。”③恰恰是这种存在于灵魂深处的对抗，在整个社会化了的社会中被认为是已经陈腐了的东西，这种社会据说已消灭了家庭，直接把集体自我的理念刻印在儿童心灵中。阿道尔诺早些时曾用相似的思路论辩道：“对于使其不受一般之侵害的被保护的特殊来说，心理学并不是一块保留地。社会对抗越增长，心理学自身的那种彻底自由的、个体性的概念就显然越是失去其意义。前资本主义世界不知道心理学；全都社会化了的世界也不会知道它，与这种社会相应的乃是分析的修正主义，这对于社会与个体力量间的转换是适当的。因为在全部社会化了的世界中，社会力量几乎不再需要自我和个体性一类的中介，它作为所谓自我心理学的成长表明着自身；与此同时，个体心理动力学则被个体对社会的部分自觉、部分倒退的适当所取代”。④但是，甚至这种令人伤感的与精神分析学的告别，也要求助于与自身同一的某种非强制性的自我的观念。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事实—即总体社会化既没有造就，也没有默认独立的个体——中去认可总体社会化的形成，又到哪里去寻找这种认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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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