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夫曼指出，那些十分倾向于培育冒险精神的人（如沾染上赌博恶习之人)，能够在许多情境中辨识出机遇，而其他人则可能仅仅把这些视作日常和平淡无奇的事。有人也许会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是在熟悉情境中发掘出新的行为模式之可能性的一种途径，这是因为在偶然事件被发现或被制造之处，先前似乎是关闭且预先限定的情境会再一次得到开放。此处，被培育的风险与现代性最基本的一些特征不谋而合。打乱事物固定性的能力、开辟新道路的能力以及进而对未来的殖民之一部分的能力，全都是现代性不安定特征的重要构成部分。
我认为，被培育的冒险精神体现了一种“信任之实验”（基本信任意义上的)，这对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把巴林特的“充满自信的期待”重新定义为信任，即能够克服刻意招致的危险的那种信任。控制这种危险是一种自我证实的行为，也是一种证明，即个体要向自我和他者证明在困难情境下一个人完全能够坚持过来。恐惧催生了惊心动魄之感，但正是这种恐惧以控制的形式被改变。被培育的冒险精神所产生的惊心动魄之感要依赖于作为早期社会化的“未来的胆量”而形成。在这种被培育的冒险行为中，胆量恰体现在尝试行为的特质中：个体在对个人品性的测验中要努力展现出正视风险之“消极面”以及前方的压力的能力，即便这种行为并非出自外在的要求。对惊心动魄之感的追求，或者更理智地说对那种源于刻意去面对危险的控制感的追求，毫无疑问都是从其与日常管理的对立面中衍生而来的。然而，这种追求也从其与更迟缓、更模糊的满足感的对立中激起了心理上的兴奋，而上述满足感也源自与风险的其他类型相遇。在被培育的冒险行为中，与危险的相遇及其解决之道出现在同一活动中，而在其他一些后果性情境中，被选定的策略所带来的回报则可能在数年后都未必可见。
风险、信任与抽象体系
现代性的抽象体系为日常生活的延续创造出了较大范围的相对安全。一如本章上文所指出的，从风险角度进行思考当然有其不稳定的方面，但这也是使结果稳定的一种手段、一种对未来进行殖民化的模式。现代制度的那种持续、深刻且迅捷的变化特质，加之结构上的反思性，意味着在日常生活实践的水平上以及在哲学的解释上都不存在什么想当然的事情。当下所能够接受的、被认为得体的且被认为可取的行为，也许会随着明日的情境或后续知识主张的改变而改变。而与此同时，就诸多日常交往活动而言，这些活动早已经由时空上的再组合而成功地被惯例化了。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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