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带来的安全感。
人们在一个世俗的风险文化中生活便会面临一种固有的不安定感，而且在一些决定性时刻会有非常明显的焦虑感。一如前文所言及的，生活在风险文化中的艰辛并不意味着日常生活会有比以前更多的不安全(即便在制度化的风险场景中也并非如此)。这种艰辛体现在由风险估算本身所产生的焦虑之上，也体现在排除掉“不可能的”偶然性，进而将生活规划降至可掌控比例的问题之上。“滤除”（filteringout）是保护壳的任务，但是，对现在和未来事件的“有根有据的”信心与那些有着较少安全感的信心之间很难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作为一种“括除了无知”的现象，这一事实也体现了信任的内在属性。对这个界线的审慎而具有创造性的控制，是人们培育出来的诸多冒险形式的主要灵感之一。然而，当它们不能被用以催生激动和兴奋感时，这个界线仍是焦虑的核心。
对殖民未来而言，风险评估是至关重要的要素，同时，它也必然会把自我带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在一些风险环境中，对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风险要素可被精确地计算出来。即便此处我们假定与特定的活动和策略相关的风险很小，个体通过对风险的认知，也必须被迫承认任何一个特定情境都可能发生“事情出错”的情况。如果相关个人已经形成基本信任感，这当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他的基本信任感比较脆弱，那么即便是对小型风险（尤其是那些与最珍视的目标相关的风险）的考量也会让他无法忍受。
此外，有许多实际情境中的风险是无法得到充分评估的，还有一些实际情境中，相关专家对某些具体行动过程中的风险则完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生活在世俗风险文化中的艰辛会经由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变得更加严峻。某人可能会选择一种传统或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以之作为减低时刻困扰自己的焦虑的手段。但是，基于上述理由，这个策略所带来的安全感有可能非常有限，因为这个人只能意识到任何选择都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
对大多数人而言，对后果严重之风险的认知是非特定焦虑的来源之一。基本信任同样是个体能否主动或经常性摆脱这种焦虑的困扰的关键因素。没人能证明，人们在面临生态灾难、核战争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摧残等未能预期的灾难时表现出持续不断的担忧是“不理性的”行为。然而，那些的确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这些事情的人却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括除”这些可能性事件并继续其日常生活，这毫无疑问至少是因为他们把风险的实际因素都评估得非常小。不过，这也部分是因为，此处所言及的风险是专属于命运的—这也是晚期现代性时期幸运观念回潮的一个重要方面。某人或许可以把这些偶然事件都抛诸脑后并假设所有事情都会最终成功，或至少认为，一旦某种全球性灾难发生，其他人会首当其冲。或者，他也可能相信政府及其他组织能有效地应对这些威胁。
第6章 自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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