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与上述几点较为不同，我们此处要略微提及宗教信仰和信念的复苏。宗教的符号和规则并非过去的残余，实际上，宗教的复活（或更宽泛一点说，精神层面的关怀）在现代社会也相当普遍。何以至此？毕竟，现代社会理论的每一位奠基者(如卡尔·马克思、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都认为宗教会随着现代制度的扩展而逐渐消失。涂尔干承认在宗教中确实存在某些“不朽之物”，但是这些“不朽之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在较为世俗情境中作为政治理念之赞颂而保存下来以显示集体的团结一致之象征。
宗教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我们随处可见以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的宗教感悟和精神寄托。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晚期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密切相关。本应成为日益服从于特定知识和控制的社会与自然世界，却转而创造了一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相对安全的领域与极端怀疑和不平静的风险场景交织在一起。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一种信念，认为现代性应被制止，从这一点便可看出原教旨主义具有独特吸引力的原因。但这并非全部。新形式的宗教和精神修行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代表了一种被压抑者的回归，这是因为它们直接诉诸的是人类存在的道德意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恰恰是现代制度要彻底加以瓦解之物。
（6）社会运动的新形式代表了一种集体对被制度所压抑的生活领域之再获取的尝试。虽然这些新出现的宗教派别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不过近来的一些宗教运动仍然得归入此列。但是，其他一些新兴社会运动尤其重要，它们体现着对现代社会生活基本制度的持久反抗。尽管（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这些社会运动诉诸的问题先于现代性的影响，但仍不影响其重要意义。女权运动便是一例。在其早期阶段，女权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确保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然而，在其当前的阶段，这一运动所诉诸的是社会存在的基本问题，并制造了一种社会应进行急剧变革的压力。生态与和平运动也是这种对晚期现代性的感悟的重要构成部分，某些争取人权的运动也是类似情形。所有这些社会运动（虽然有内在差异）都极大地挑战了支撑现代性这一伟业的基本信条和组织原则。
第6章 自我的苦难
味
207
208
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