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生活政治的勃兴
假设危机四伏的最小自我概念是确凿无误的，那么自我不仅彻底和政治领域相隔离，而且还是经由一种对政治的防御性排斥而构建起来的，其偏好就是一种被严格限定的个人领域。于是，在这种观点之下，仍以对政治关怀的探索来总结本书的研究便显得较为怪异了。但我仍想强调的是，不仅本书之前所有章节中所阐述的观点均具有政治意涵，而且它们还关乎政治行为之重构，以及极盛现代性时期最为根本的诸多问题。
西奥多·罗萨克认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发现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实现自我命运之私人体验，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颠覆性的政治力量。”[1]罗萨克进一步指出，拉希等其他批评家们错把自我发现的新思潮认作“老一辈的现代”个体的自我吹嘘，他们未能分清促成个人成长新型冲动与对个人利益和物资积累的资本压力之间的界限。我同意这一观点，当然我的论证方式是不同的。在我看来，自我的反身性投射本身并不是颠覆性的，相反，自我成长的思潮标志着晚期现代性的重大社会转型。这些转型便是贯穿本书始终所强调的那些—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制度性反思、社会关系经由抽象体系而得以实现的脱域以及本土与全球之间的相互渗透。用政治议程的话语来讲，我们可以将其分为解放的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与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来把握其意涵。在下文中，我将首先对前者进行一番论述，但后者才是与本书主题更为直接相关的概念。如果读者发现本章开篇就论述解放的政治似乎与主题的相关性不大，那么请诸位少安毋躁，因为在本章行将结束之时，这一问题将会变得相当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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