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米·巴巴提出的杂交性主要是指自我中已然存在着的他者的陌生声音。[32]这种建构肇始于一种只顾与自身相同的纯粹的同一性，用赫尔德的话说，始于对他者声音的麻木或拒绝。霍米·巴巴的杂交性与这种作为权力现象的纯粹性和源始性建构进行抗争，让他者的声音被听到，从而颠覆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杂交性“逆转了殖民否认的影响，其他被否定的知识开始出现在主流话语中，消解了权威的基础”[33]。可以说，霍米·巴巴的杂交性包含了一种颠覆既成统治秩序的力量。
然而，因为概念史的原因，杂交性被过于紧密地同涉及权力、统治、压迫和反抗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情结捆绑在一起，被束缚于几何学上的中心与边缘、顶部与底部。[34因此，杂交性没有抓住不受情结所累、完全脱离主仆辩证的间隙空间的游戏性。超文化当然不是一个无权力的空间，但超文化构成的世界的特殊之处在于，向审美而不是权力经济敞开大门的空间在增加。这里的空间与席勒针对“力的王国”(Reich der Kräfte)和“法的王国”(Reich der Gesetze)提出的“游戏和显象的王国”(Reich des Spiels und des Scheins)具有共性：“在力的恐怖王国和法的神圣王国之中，美的创造力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显象的王国，在其中给人卸去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被称为物质强制以及道德强制的一切。”[35]这种不同于权力王国的游戏和显象的王国将提供更多自由，按照席勒的说法，它的基本法则是“通过自由给予自由”。因此，居住在这个王国里的将是自由和快乐的人（homines liberi et hil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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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