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认为，社会时间结构批判，社会加速驱动力批判，以及加速异化后果批判，是未来批判理论最值得发掘的可能主题。要是人们觉得世界变得太不稳定、太快了，那么这些批判主题就也许会是唯一合理的分析切入点。如果这个世界太难捉摸，以至于人们也没办法按照计划形塑政治意见，没办法理性地重构政治意见，也没办法去认识、掌握政治意见，那么这不是造成异化的原因，而是异化的结果，这种异化的核心来源是因为晚期现代的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彻底的（时间面向的）扭曲变形。
对于晚期现代主体来说，这个世界（包括主体）已经变得沉默、冷淡、漠然，甚至令人感到憎恶。然而，如果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回应性”即是异化真正的“对立面”的话，那么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沉默、冷淡、漠然、憎恶就完完全全表明了一种最外显、最深层的异化形式。当然，关于生活的非异化形式的概念，还需要一个完整的探讨。现在，我对这个概念心中还没有想法。但是我相信，世界的“沉默”，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麻木冷漠”，对所有现代社会批判分析的“病状”诊断来说都是最持续，也是最险恶的情况。我们会呼唤世界，并且等待一个也许永远得不到的回答。这种观念并不只是像加缪（Albet Camus）那样的存在主义者的荒谬想象，而是也存在于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观念的核心当中，存在于韦伯的祛魅化概念当中、涂尔干的失序分析当中、卢卡奇（和马尔库塞或霍耐特）的物化分析当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被工具理性全面支配的恐惧当中。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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