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空间、新鲜空气和宁静：这就是我们在两个社会极端等级的支出差别指数中所发现的、所寻求到的稀有财富和昂贵价值的结果。工人与高级干部在日常必需品上的差别为100:135，居住设施上的差别为100:245,交通工具上的差别为100:305，而娱乐上的差别竟达到100:390。这里，我们不应仅看到在同质居住空间上量的递增，而应透过这些数据，看到与所寻求的财富的质相联系的社会差别。
人们大谈特谈健康权、空间权、健美权、假期权、知识权和文化权。随着这些新的权利的出现，为什么就不会同时出现健康、娱乐、健美与新鲜空气的部长们呢?所有这些似乎反映了机构权试图要压制个人和集体的总体进步。它的概念很模糊，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其反面。空间权出现的条件是:只有当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空间的时候，而且只有当空间和宁静是一些人在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上获得的特权的时候。同样，只有当不是人人都拥有土地的时候，才会出现“地产权”；只有当工作在分工的范畴里不再是可交换的商品，也就是本质上不再属于个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工作权。那么，人们会问“娱乐权”是否同样意味着娱乐像过去的劳动一样正在向社会技术分工阶段过渡，意味着娱乐的结束呢？
这些，作为口号和民主符号的新的社会权利的出现，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它从有关成分向着区别性的符号和阶级(等级)特权过渡。“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其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资本主义制度中进步的东西不应视为客观的社会进步因为这把所有具体的自然价值逐渐转变为生产形式，即转变为两种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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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