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①的无产阶级与被生产方式相互孤立的农民相比可更有力地联合在一起。然而，马克思归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却不能仅从支持群体团结性(group solidarity)的工作条件存在中被推导出来——无论是以归纳的方式还是以其他方式。群体团结性可在资本主义合理性所提供的概念框架内完善地表达出来。雇佣工人可辨识与其他工人的相似性，同时他们建立工会以捍卫共同利益，尽管避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十分困难。（工会仅仅在其通过对利益的有限整合而克服原子主义这个意义上才是“社会主义学校”。)对他们而言，通过对工厂法案和其他法案施加压力来干预政治甚至也是可能的。然而，这样的群体意识没有对工资制度本身提出质疑。我们必须明确区分用来保护和促进制度内的劳动地位的活动与改变制度的革命活动。后者不能通过研究由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相关的资本主义合理性所定义的工人状况而得出，而只能通过将工人立场与历史运动和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有意义的替代联系起来而得出。只是由于资本自身发展的辩证法潜在地将社会主义提到日程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潜能才能被假定。
消极地看，法国农民的彼此分离，以及具有历史基础的政治计划的缺乏，才阻止他们扮演独立的历史角色并将他们托付于路易。波拿巴(LouisBonaparte)的政治煽动。农民可以抱怨“滥用”、提议改革，但他们无法针对不可避免地产生“滥用”并需要改革的状况设想一种社会转变。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导致他们在自我超越的实践—即通过规定无产阶级从属地位的结构的转变而展望其最终解放的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自身。所有这些明确表达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最充分的意义上)不得不以非常晦涩(recondite)的方式予以确定。阶级存在(即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直接性，必须与意识形式——它把阶级置于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化总体中加以定位—区别开来。仅仅后一种意识形式才为阶级提供辩证否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劳工运动提供了富于战斗性的行为形式它仍然停留于直接性的层面—的实例。卢德分子①(Luddites)不是将资本主义理解成必须被重构为整体的结构化总体，而只是根据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来理解它。他们依靠每天出卖劳动力过活。他们的直接敌人是对他们工作产生威胁的机器。他们试图以与破坏机器同样直接的方式反对这种令人害怕的发展。这种对资本的否定，就其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的干涉上来说可被称作“抽象否定”。它不能通过一种整合—这种整合能够占有资本主义成就中的积极成果解决冲突；相反，它将一个要素(机器)从总体图景中抽象出来并试图孤立地毁掉它。即使卢德分子能持续地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资本主义停滞了；反之，辩证的否定通过解决活劳动和死劳动之间的关系而否定活劳动和死劳动之间的否定。
第11章 谁的理性？谁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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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