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为了清理堵塞的动脉，减少中风的风险。1987年，10万多美国人做了这种手术。现已肯定，心脏搭桥手术的风险超过中风的风险。再引霍罗维兹的话说：“换句话说，搭桥手术致死的人可能会多于中风致死的人。”[11]另一个例子是，每年因为胸部和牙齿X光透视而患癌症的人大约有78万。有人估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放射性诱发的癌症病例将达到234万。[12]
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即是，多得令人吃惊。为了公允，关于技术在美国医学里有何价值的问题，最好是这样来表述:倘若美国医学并非这样完全倚重技术，倘若它能够摆脱技术欲罢不能的心结，美国医学会不会好一些呢?我这里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对”。比如我们知道，哈佛大学医学院1984年的医学报告（没有奥威尔《一九八四》那种反乌托邦的反讽调子)显示，仅纽约州就有3.6万次由于疏忽大意而引起的医疗事故，其中的7000例导致死亡。报告并未指明什么样的疏忽导致死亡的具体数字，但其中的例子有医生不问患者过敏史而用青霉素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许多死亡事故涉及粗心的处方、不问病史，还包括不必要的手术。换句话说，(由医师不当治疗诱发的)医源性事故已经成为医务界的严重关切，患者更担心这样的事故。医生感到被拘束、受支配的压力，因为客观的氛围要求他们使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报告认为，美国的手术很可能40%都不是必需的；患者更有理由因此而感到忧心忡忡。马丁·韦兹(MartinWeitz)在《医疗卫生令人震撼》(HealthShock)里转述约翰·麦金利(JohnMcKinlay)的统计数字说，美国每年由于手术事故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每年死亡的人数。早在1974年，参议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指出，美国医生每年所做的不必要的手术高达240万例，手术致死者多达1.19万人，费用多达39亿美元。[13]我们还知道，尽管技术先进(很可能正是由于其先进)，美国的新生儿存活率在世界上仅排名在第14位，美国医院是国内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样说并不夸张。凡是医生罢工的地方，新生儿死亡率都会下降，这种情况也有人做了详尽的描述。
第六章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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