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例。计算机进课堂时，我们打破的是400年的休战，对垒的一方是口语养成的群居性和公开性，另一方是印刷词语培养的内省和独处。口语倚重的是群体学习、合作和社会责任感；塔姆斯认为，这是地道的传授和真正的知识交流所必须依靠的语境。印刷术强调的是个体化的学习、相互竞争和个人独立。400年来，老师们一方面强调印刷文字，同时又容许课堂上使用一定程度的口语交流，因而在教学方法上实现了两种学习形式的和平相处，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一种学习方法的价值。现在轮到计算机登场了，它重新高举个人学习、独立解决问题的旗帜。计算机在教室里的普及会不会一劳永逸地战胜集体口语的一切主张呢?计算机会不会把自我中心(egocentrism)提到美德的高度呢?
这些问题是技术变革使人想到的问题。如果你像塔姆斯一样看问题，你就能够把握这个道理：技术竞争点燃的竞争是全面的战争，换句话说，新技术的影响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的人事活动范围。倘若这个比方太残忍，我们可以试用一个比较温柔、和蔼的比方：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我所谓的生态就是环境科学家所谓的生态。重要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把毛毛虫从它栖息的环境里清除掉时，剩下的环境并不是单纯减去毛毛虫的环境：你得到的是一个新环境，你重新构建了生存的条件。同理，你把毛毛虫放进一个没有毛毛虫的环境时，整个环境也为之一变。媒介环境运行的机制也是这样的。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损益，它改变一切。到1500年，即印刷机发明之后50年，欧洲并不是旧欧洲和印刷机简单的相加。那时的欧洲已截然不同。电视问世之后的美国不只是美国加电视的美国；电视给每一场政治运动涂抹了一种新的颜色，使每个家庭、每所学校、每个教会、每种产业都带上了新的色彩。媒介的竞争之所以激烈，其道理就在这里。每一种技术都有一套制度，这些制度的组织结构反映了该技术促进的世界观，其生存竞争反映的世界观的竞争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就受到威胁。制度受威胁时，文化就处在危机之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当教育工作者问，学生用计算机学数学的效果是否胜过用课本学数学的效果时，我们从这个问题里学到的东西等于零，其原因就在这里。同理，如果商人问用什么手段能够销售更多的商品，如果牧师问用电视布道影响的人数是否会超过用广播影响的人数，如果政客问用不同媒体发表讲演会取得什么不一样的效果，我们从这些问题里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这些问题只对提问题的人有直接的价值，它们反而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它们涣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见新媒介引起的严重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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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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