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原来设想，信息、理性和实用性关系密切。但随着19世纪早期电报的发明，这一点合法性就开始丧失。电报发明之前，信息流动只能像火车一样快：大约每小时35英里（约56千米)。此前，获取信息的目的是理解和解决具体的问题，信息往往只能在局部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兴趣。电报技术使这一切改观，激起了信息革命的第二个阶段。电报消除了信息运动的空间障碍，使空间不再是必然的制约条件；运输和通信首次分离开来。在美国，电报抹掉州际界限，地区分割随之崩溃，北美大陆包裹在一个信息网格里，造就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尤为重要者，电报技术产生了不受语境拘束信息的观念。换言之，信息的价值不必死死地套在信息的功能上，信息和它在社会政治决策和行动里的功能不必捆绑在一起。电报把信息变成商品，变成可以买卖的“东西”，无论其用途或意义是什么。[2]
然而，电报的作用不止于此。如果没有便士报的伙伴关系，电报变信息为商品的潜力或许永远都无法实现。便士报率先把握一个机遇，它利用空间差别消除后产生的重要意义，于是，销售非重要信息的可能性就被它捕捉到了。事实上，在塞缪尔·莫尔斯演示电报之后的第二天，有一张报纸就用上了电报。巴尔的摩《爱国者报》(Patriot)用上了莫尔斯架设的华盛顿一巴尔的摩两个城市之间的电报线，向读者报道了众议院对俄勒冈问题的决议。报道结尾说：“….……我们能够向读者提供的有关首都华盛顿的信息截止到下午两点钟。空间差别不复存在，实在是货真价实。”这个宣言过后不到两年，报纸的命运就不再依靠新闻的质量或实用性，而是依靠它们提供新闻的数量、距离和速度了。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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