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一；这样的滚滚洪流在万物的底层汹涌澎湃。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一位热情的德语文学教授告诉我，歌德是最后一位通晓万物的人。我想，她惊人之语的意思并不是神化歌德，而是想要表明，到歌德去世的1832年，即使最有才干的人也不再可能理解已有的全部知识，整合所有的知识就更说不上了。
专家的角色就是专注于一个知识领域，筛选现有的知识，剔除与问题无关的知识，并利用剩下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这个程序运转良好的情景是：只需要一个技术性解答的情景，以及和人的用意没有冲突的情景；例如火箭的发射或下水道的修建。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个程序的效果就稍次：在技术需要和人的用意可能冲突的情况下，效果是比较逊色的，医学和建筑学领域就有这样的情况。当技术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当效率无关紧要时，如果强行使用这样的程序，那就是一场灾难，教育、法律、家庭生活和个人不太适应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想无需我的说服，读者也会相信，幼儿养育、做爱和交友中是没有专家的是不可能有专家的。这一切是技术垄断论者的臆想，之所以看似可能有这样的专家，那是因为他们借用了技术机器；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器，这些专家就会被完全解除武装，暴露出入侵者和无知者的本来面目。
对官僚主义者和专家来说，技术性机制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机制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控制的第三种机制。我心中浮现的不是计算机之类的“硬”技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把计算机分离出来，单独进行论述，因为它体现着一切技术所象征的东西。我心中想到的是“软”技术，比如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我将在第八章“隐形的技术”里详细探讨一些软技术。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些软技术，那是因为在化简信息的类型和数量方面，它们的作用常常不被人注意，因此它们在界定传统中的作用也常常被人忽视。比如，没有一种测试是能够测量人的智能的。智能是一个普通的术语，用来指称人在多种新语境下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除了专家之外，人人都承认，每个人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差别，从工作总是有效的能力到总是低效的能力的差别，具体的差别因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变化。然而如果我们相信，某种测试能够准确揭示一个人的智能，其结果就是，这个分值被当成了这个人的智能，并且被用于一切制度性目的。于是，测试就把一个抽象而多面的意义变成了一个精确的术语，从而漏掉其余一切重要的意义。你甚至可以说，智力测验是专家编造的一个故事，没有任何意义。虽然如此，专家依赖我们相信技术性方法的既成事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神化了机器给出的答案。我们逐渐接受了这样的信念：我们得到的智力测验分值就是我们的智能，就是我们的创造能力，就是我们施予爱的能力和承受痛苦的能力。我们逐渐相信这样的说法：民意测验的结果就是人们的信念，仿佛我们的信念可以被打包装进“我同意”和“我不同意”的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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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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