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言之，事件之所以为事件，正因为不再只属于我或你，甚至不再属于任何人，它标识着生命所能攫取的最特异形象与时刻，取代了一切固着的人称，成为滑动于诸异质系列间的“动态与确切点”[3]。事件总是介于词汇与事物之间，由特异点、逃逸线及内在性平面所述说，而“主体一我”只是在这个虚拟建构中等待填入的位子。涉及事件的因此不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个人(personne)，而是某某人物(personnage)或概念性人物(personnage conceptuel)。作为哲学史事件，苏格拉底之死取得意义正因为他就座于死亡的主体位子，但必需以他同时作为柏拉图的概念性人物为条件。作为构思事件的特殊案例，德勒兹往往将死亡视为“事件的事件”、“问题性的最后形式”，并强调地指出，“每个事件都如同死亡，具双重性且具无人称性于其双重性中”[4]而也正是在此，布朗肖对死亡的著名段落成为德勒兹多次援引的论据：“它是现在的深渊，是与我无关、我无法朝它奔去的无现在的时间，因为在它之中我不死亡，我被剥夺死亡的权力，在它之中，“人们’死亡(onmeurt)，“人们’不停且不止地死亡。”1]死亡成为生命的根本事件，因为它是每个个体最核心的不可触知、不可知觉与不可预测的无人称性。这对于生命与对于思想似乎都具有同样效力：绝对域外(死亡或非思）必须翻折为纯粹域内(生命或思想)，一切个人都将被无人称性所瓦解，但却也都透过它而被铭刻于大写生命事件之中。“人们死亡”成为德勒兹与布朗肖对事件最精简却也是最强烈的表现。然而，“人们”并不指向任何个人，因为在语言的集体布置上，每个个人都只是“人们”在特定时空的肉身化，而每个名字则不过是此布置的概念性人物。“人们”是一切概念性人物的概念性人物，“人们”同时是你、是我、是他，但也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因为“人们”在特异点与其微分关系之上飞掠，它永远指向最纯粹的事件性，而所有含括“人们”的表现则不过是此纯粹大写事件的间接自由言说。
附录
[1]“最伟大的事件与最伟大的思想-而最伟大思想即最伟大事件-最晚才会被理解。” (Nietzsche, Par-delà bien et mal, § 285)
[2] “politique de l'antipersonnel" , Schérer, René(1998). Regards sur Deleuze, Paris : Kimé, 27.
[3] LS, 179.
[4] LS,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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