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观点来看，德勒兹一再颂扬美国文学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一种契合于事件的“客观小说”，其总是企图由“我”过渡到“它”、到“人们”，而这种“愈找出一整个最怪异于我们的事件及词汇以便肉身化就似乎愈不躲避的现实”的书写正是布朗肖所一再强调的文学经验[1]。透过“人们”(即使其仅隐含于第一人称的表象之下)，文学成为一种关于事件的特异性书写，“我”被消抹，因为文学不是为了“我”而服务，即使这个“我”是一个大写且先验的自我。换言之，由特异性所包裹的“人们”对立于总是连结到良知与共感的“大写我”。相对于实际的每个“我”，“人们”永远是虚拟的，总是指向过去或未来，但从不是现在的，因为对德勒兹而言，如果书写朝向“缺席的人民”[2]，则“人们”所代表的正是这个书写政治学中的缺席人民。文学不是书写“我”所代表的意见或共感，而是透过“人们”给予事件的间接自由言说。“人们”所述说的不是单纯与实际的经验，而是其虚拟意义。“文学仅开始于当剥夺我们说我的权力的第三人称诞生于我们时(即布朗肖的“中性”)。”[3]“人们”是事件操作器，因为被述说的不再是单纯的我或你的回忆、游记、恋情或幻想，而是铭刻特异性的无人称性意义。菲茨杰拉德、梅尔维尔、博尔赫斯、米勒(H.Miller)、乔伊斯、贝克特、吴尔夫、阿尔托、克莱斯特(H.vonKleist)………在德勒兹哲学中不再是作家个人的直接述说，而是以“文学作者”这样的概念性人物成为事件的间接自由述说。他们各自以“人们”发声(即使作品本身是第一人称)，但却总是飞掠于不同的无人称特异性系列之间。作为先验的“人们”而非经验的“我”，这些文学作者被置入集体陈述布置之中，成为代表某一事件的“意义程序”(processus du sens),比如菲茨杰拉德意味某种“瓦解程序”(processus-démolition)、布斯凯(J.Bousquet)则意味“肉身化程序”(processus-incarnation)、卡夫卡是“司法程序”(processus-judiciaire)、普鲁斯特是“符号程序”(processus-signes)等等。举例来说，德勒兹多次援引布斯凯的套语，“我的伤口先于我存在，我被生下来是为了肉身化它。”川布斯凯这个专有名词在德勒兹哲学中并不指向那个在战争中被子弹打瘫了身体与写出《翻译寂静》的个人，而这句引文中的“我”也不再指向作家自己或任何他人。因为在德勒兹哲学中，布斯凯已由个人转化为概念性人物，而他句中的“我”也已“过渡”到无人称的“它”或“人们’。换言之，布斯凯已彻底化身为生命中那道皮开肉绽的巨大伤口，那个我们中的每一个“我”都势将经历与肉身化的永恒事件!而正是从这一点起，“我”从此销声匿迹，每个事件透过“人们”开始回响着生命中共同的无人称巨大能量：“人们”出生、“人们”活着、“人们”生成、“人们”死亡，总之，“人们’的光辉”[2]，德勒兹毫不犹豫地表示，复数特异性的观点(point de vue)或听点(point d'ouie)取代主体观点或客体观点；而“事件的非形体性由书写的无人称性所负载”[3]。
分裂分析德勒兹
[1]《对话录》其中的一个标题为：“论英美文学的优越性”。
[2] “peuple qui manque” , CC, 15.
[3] C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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