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方式最重要的缺陷是：它没有清晰的内部结构。这种方式可以与价值、生产、雇佣、需求、收入和分配等大不相同的理论相契合，也可以与预期收入水平的不同的决定原则相契合。有时候，不同阶级被看作合作者，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收入政策的协商，就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经济的稳定性。其他一些时候，必须使用剥削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唯有通过暴力使工人屈服才能获得经济的稳定性。这种灵活性使对冲突的分析能吸引到广泛的受众；然而，它容易受到任意性和缺乏分析严谨性的指控。尤其是，通货膨胀通常始于一种使经济背离帕累托最优均衡的错位。“推卸责任”是存在的，其他经济政策通常由它们能否使经济复归于最初的均衡来评价。那种均衡最初是如何得到的以及为何值得回到那种均衡，诸如此类的问题，并未得到解释。再者，第二章第二节和第四章第一节已经证明了资本家和工人在分有国民产值时并非直面对方，因为（1）工资是预付的而利润是剩余的，(2)分歧通常在于分有多少而不在于是否分有。
唯有通过冲突方法和更广博的经济理论之间的有机关系，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才能被消除。不幸的是，许多这种联系是可能的，但没有一个是必要的。换句话说，冲突理论正如它们通常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中度理论”。①它们从一系列格式化的经验观察开始，例如，主体可以说自己通过出售自身货物而占有国民产值，并把这些观察转化为能够用来解释这些格式化的事实—例如分配冲突会导致通货膨胀—的结构。这种方式把原因和结果混淆在一起，因为它预设了既然通货膨胀会影响分配，那么收入上的分歧引发了通货膨胀的过程。这种分析并不可靠，因为它的基础并没有一个能够支撑其基本概念和结论的更广泛的结构。缺少一种生产理论，这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和政策没有足够的基础，它们通常源于更进一步的格式化事实。因此，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和力量还没有得到解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析者的偏好。
马克思的价值：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当失业降低到对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构成威胁时……通货膨胀在一定时间内……作为维持资本主义剥削的力量而代替了产业后备军。实际上，工人阶级对通货膨胀代替失业的反应，有助于通货膨胀率的快速积累。”(Morris1973，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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