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技术跟随文化，倒不如说文化以技术为导向。新的表达形式自然而然地来自新媒体，新的情感与行为同样如此。勒内·吉拉尔(RenéGirard)写道，所有欲望从本质上来说都具有模拟性；除了我们的基本需求以外，我们在引导之下去追求他人树立的榜样，我们也许认识这些人或者只是对他们有所耳闻而已。当我们的渴望超越了基本需求，它们就进入了形而上学的维度，在吉拉尔笔下，“所有渴望都是渴望想要成为什么”，借此来享有我们在他人身上观察到的形象。这是社交媒体释放出的刻意自我装扮以及名望民主化所带来的基本问题。通过向我们展示一个又一个例子，它让自我夸大合法化，使其成为我们中更多人的目标。鼓励任何人通过个人壮举来获取他人的注意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靠此为生—这甚至扭曲了我们对自我存在以及自己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种成为所有人存在形式的想法毫无疑问是晚期现代性反乌托邦式的愿景。但是，也许注意力商人的商业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断转移和扩散正预示了这一点。
2015年秋，澳大利亚少女埃森娜·欧内尔(EssenaO'Neill）在无比绝望之下退出了Instagram。作为天生丽质的兼职模特，她成了Instagram名人，这多亏了她的照片为她带来的50万个关注者。但是她解释说，她的Instagram生涯让生活成为一种折磨。
“我拥有了曾经梦想中的生活。我有50万个关注者，他们在Instagram上对我感兴趣。我在YouTube上发布的视频大部分都被播放了10万次以上。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实现了目标。”她在一条视频中解释道。但是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势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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