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康德似乎已经准备好推翻思想的形象了。对于错误的概念，他用幻觉来替代：内在幻觉存在于理性内部，而不是外在错误，外在错误纯粹是身体原因造成的。对于本质的自我，他用一个由时间线索所深深伤害的自我来替代；而在同一个运动中，上帝和自我都遭遇一种纯理论的死亡。但是，尽管这一切，尽管冒着把三大批判的概念机器加以折中的危险，康德并未想要抛弃隐含的前提。思想必须继续享有一种正直的性质，而哲学不能超过共识或“普通大众理性”以及它们所采取的方向。因此，康德的批判至多从自然法则的角度给予思想以民权:康德的批判使共识增殖，使它们像合理思想的自然兴趣一样多。一般来说，共识总是意味着各种能力合起来作用于某种同一性或识别模式，这是事实；同样也是事实的是，根据这种情况，许多能力中一个活跃的能力要执行提供那个形式或那个模式的任务，同时从属于它的其他能力也要作出贡献。因此，想象、理性和理解联手创造了知识，构成了一种“逻辑共识”。这里，理解是合法的能力，它为另两个合作的能力提供思辨的模式。对比之下，就识别的实践模式而言，理性是主宰道德共识的合法能力。还有一个涉及正当审美共识的第三个模式，其中的能力是自由的。的确，一般说来，在识别过程中，所有能力都是合作的，但合作的方式却根据所识别的客体的性质的不同而不同：认识客体，道德价值，审美效果……康德绝没有推翻共识的形式，只是繁殖它。(现象学不也是如此吗?难道它没有发现第四个共识吗?这次它基于作为被动综合的感性之上——即便它构成了一个元信念，但仍然是信念的囚徒。[6])我们来看看康德的批判最终令人起敬到何种程度:知识、道德、反思和信仰都被认为与理性的自然兴趣相一致，它们本身从来都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在与某一种兴趣的关系上要宣布能力的使用是否是合理的。在全书中，可变的识别模式都以能力之间的协同为好的用法，这是由特定共识之下的一个主导能力所决定的。由于这个原因，不合理的使用(幻觉)就只能作下列解释:就自然状态而言，思想把各种兴趣混淆起来，让不同的领域相互渗透。这并不防止思想在基础上拥有合格的自然法则，批判给予这个法则以公民许可；这也不是说领域、兴趣、界限和属性不是神圣的，基于不可异化的权利之上。批判拥有一切——维护和平的正义法庭、注册处、登记簿——除了将要推翻思想形象的一种新政治的权力。甚至已死的上帝和破碎的自我也不过是过眼烟云，一个思辨的时刻:它们在比以往更统一、更确定、更自信的一种形式中得以复活，却是就与其他的实际或道德兴趣的关系而言。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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