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并不能对愚笨作出回应，因为只有击败了愚笨，理智才能运用范畴的技艺来避免错误。学者是理智的。不过，正是思想才面对愚笨，而正是哲学家才能观察愚笨。长期以来，哲学家与愚笨头对头，面对面，哲学家的目光沉入了这个没有烛光的骷髅中。这是他死亡的面具，他的诱惑，也许是他的欲望，他过于紧张的戏剧。在极限处，思想就是来自对愚笨的极切近(近到陷入其中)、极强烈的沉思；而思想的另一副面孔则是由疲倦，静止不动，过度劳累，顽固的喑哑以及惰性形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构成了思想的伴随物，为思想作准备，但却被思想突然驱散的日常而又忘恩负义的练习。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恶意才能不以正确的方式玩真理与错误的游戏：这种以悖谬的方式运作的恶意，可以使哲学家逃离范畴的控制。但除了这一点，他还必须具有足够多的“坏脾气”，才能顽强地面对愚笨，一动不动，直到麻木地凝视它，才能成功地接近它，模仿它，才能让它慢慢地在其自身中成长(这也就是我们平常礼貌地称之为“若有所思”的意思），然后就是等候，这种详尽的准备带来的结果却始终不可预见，这是差异带来的震撼。一旦悖论颠倒了再现的表，紧张症就在思想的剧场中上演了。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迷幻药是如何颠倒了坏脾气、愚笨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它在撕去范畴无动于衷的根基，解组了愚笨阴郁的哑剧表演，一下子就消除了范畴的宗主权；而且它所展现出来的这堆非范畴的、单义的组群不仅是多种多样，流动不居，不对称的，没有中心的，螺旋上升，并不断回荡，结果它使每个时刻都充满了幻象一事件。当它沿着这个既规则同时又强烈振动的表面滑行的时候，当它摆脱了紧张过度的初发状态，思想就始终不变地沉思这种无限的等价关系，在思想中，这种等价关系被转变为一个激烈的事件和一种佩戴装饰的豪华重复。鸦片产生的是不同的效果：思想将独特的差异汇集在一个点上，在最远处拒斥根基，在哑剧和愚笨中剥夺了静止具有的沉思任务，并召唤自我。鸦片确保的是一种没有重量的静止，一种与紧张症的僵直不同的蝴蝶的麻木；而且，在最深处，它建立了一个根基，这个根基不再愚笨地吞噬了所有的差异，而是让这些差异涌现出来，让如此之多细微的、疏远的、微笑着又是永久性的事件闪现出来。如果可以把它们都合情合理地称为是“药物”的话，那么药物就与真假无关；只有对于那些占卜者，它们才揭示出一个“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世界。事实上，它们通过消除静止的戏剧这个古老的必然项，互相移置了愚笨与思想之间的相对位置。不过或许，如果说是运动的药物在给予思想面对愚笨的机会，给愚笨上色，令它骚动不安，开耕愚笨，驱散愚笨，让它充满了差异，用一连串微光代替了罕见的闪亮，那么药物就成了一种准思想的来源——或许是吧。[21无论如何，在一种没有药物的状态，思想具有两个角：一个是要挫败范畴的恶意；一个是指向愚笨，并使后者麻木的坏脾气。古老的圣贤在寻求真理时贯注的无数的善良意志，镇静沉着地接受那些不断变动的命运和事物无动于衷的多样性，而我们却远不是如此；当事物没有返回到它们自身的点所具有的无动于衷时，叔本华就会变得恼怒，而我们则远不是脾气糟糕的叔本华。不过我们也远离那种使我们对世界无动于衷的“抑郁”，这种“抑郁”的静止(与书本和地球仪相比[22])表明了思想的深刻和知识的多样。思想在运用它的恶意和坏脾气的同时，守候这种反常的实践，这出戏剧：万花筒突然一转，一瞬间照亮的标志，掷骰子的结果，另一场游戏的命运。思并不能带给我们安慰或是幸福。像一次反常，思想没精打采地拖延自身；它用心地在戏剧中重复自身；它将自身抛出了骰子盒。在机会、戏剧和反常合拍的那一刻，当机会主宰了三者的合拍，然后思想就忧虑不安；应该为思想而忧心忡忡。
哲学剧场：论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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