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口吃者、外部的思想家—但从来不是边缘的或寄生的。他的哲学实习和后来作为“公共教授”的职业生涯都符合法国最好的经久不衰的习惯:索邦大学任教，吕克昂大学教授，普罗旺斯大学教授，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第八巴黎大学教授，先在樊尚，后来到圣德尼。但是，这个相当正统的法国学术职业他常说的克分子的分隔路线从不隐藏对外部的某种喜好，对游牧转移的欲望，对可以使克分子路线偏离轨道、使块茎从中间生长的与外部的公开相遇，或者代替了哲学家的古老反讽的一种幽默。
弗朗索瓦·夏特莱依然记得他在索邦大学求学时，听到德勒兹在一位博学严谨的哲学史学家主持的研讨会上作关于马勒布朗士的报告。夏特莱回忆那位博学的教授听到德勒兹的论证，他那无可挑剔的文本引证，以及“亚当肋骨不可复归性原则”的前提，[1]使他如何先是面色苍白，然后极力控制住自己，最终表达了敬佩之情。而德勒兹自己对自己学生时代即法国战后时期的援引也表明了他早期对外部的那种偏好。他告诉我们，战后传到索邦大学的新经院哲学由于萨特的出现而似乎可以容忍了。“萨特是我们的外部，”在与克莱尔·帕内合著的《对话》中他写道，“他确实是从后院吹来的一股新风……在索邦所有的或然性之中，是他那独一无二的综合给了我们容忍新的秩序复辟的力量。”[2]1964年，德勒兹赞扬萨特是私下的思想家，而从来不是公共教授，因为他把新主题引入哲学，选择新的风格，偏爱新的、论战式的和激进的提出问题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德勒兹在谈萨特时也是在谈他自己。他继续提醒我们，同其他私下思想家一样，萨特表明了思想是多么需要包含一点混乱、一些骚动和一丝孤独的一个世界。1964年，德勒兹充满敬意地强调萨特反对所有的再现形式，喜欢以自己的名义讲话。他把萨特拥戴为自己的老师趋向外部的老师。[3]
德勒兹的几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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