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知觉世界，科学世界，均无法让我们复活绝对标准。它们都是文化世界，因而沐浴在历史之中。但是，道德标准却没有被禁锢在历史文化之中。道德标准并非浮现于历史文化之中的岛屿，因为它们使一切意义，甚至文化意义成为可能，从而亦使评判文化成为可能。
踪迹
以面相的灵光一现为基础而发展的方向感概念(而面相让我们能够肯定先于历史而存在的方向感)就提出了一个必须在结论之中作出回答的难题。
一副面相来自超越性，超越性将意识固定在正直性或者公正性之中。那么，这么一种超越性不就是反其道而理解和展示的一种观念么？
如果这种非凡的进入和造访的经验维持着它的指称性，那么，这就是因为超越性不是面相向我们发出恳求的一个单纯的背景，也不是这个世界之后的“另一个世界”。超越性恰恰就是超越世界，也就是说在一切暴露之物以外，正如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的第一假设的“太一”，超越了所有的认识活动，无论这种认识是象征还是所指。柏拉图说，“太一”既不是相同，也不是不相同，不是同一，也不是非同一，因此将它排除在一切间接的启示之外。一个象征符号仍然会将被象征对象带回到它出现的世界。彻底地从暴露之物和伪装之物中撤退出来，这么一种与缺席之物的关系可能是什么呢？这种缺席之物使造访成为可能，而又不能被还原为遮蔽之物，因为这种缺席之物最后产生了一种指称性，即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他人还原为同一的指称性；但这种缺席之物会是什么呢？
一副面相是抽象的，这种抽象性确实不同于经验主义者手中那些粗糙的感性材料，同样也不是片刻跨越的局部世界，而时间借此“跨越”永恒。一个片刻属于世界。它是时间之中制造的切口，但切口并不流血。但是，一副抽象的面相就是一次造访和一度降临。它破坏了内在性的秩序，但没有平息于世界的境域之中。面相之抽象并非来自一种逻辑程序，从存在物的实在出发，通过特殊上升到一般。反之，它走向了那些存在物，而没有与这些存在物妥协合流，没有从存在物之中抽身退隐，更没有自暴自弃。它的惊异之地在于其来有自又终归退隐的别处。来自别处，绝非一种对别处的象征参照，如同参照一个概念那样。一副面相在其裸露性中自我呈现；它不是一种遮蔽因此而显示一方根基的形式，也不是一种隐藏因此又暴露物自身的现象。与此不同，一副面相就等于一副面具，而面具又假设了一副面相。如果指称活动等于显示活动，那么一副面相就毫无指称意义。萨特说，他人就是世界上纯粹的空虚；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洞见，可是他太早地中断了他的分析。他人来自绝对的缺席，他与这种绝对缺席者的关系没有显示，也没有启示这个缺席者，但这个缺席者将意义表露在面相上。这种指称性不是一条道路，让缺席者在面相在场之空白处被给予，否则的话这就会再次将我们带回到一种展示的方式。从面相走向缺席者，这种关系外在于一切启示和一切遮蔽，因而是被这些对立形式排除在外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如何可能呢？我们仍然在追寻这种面相的来由，仿佛它就是一方天地、一个场所和一个世界么？反对把超越作为一个世界之后的世界来追寻，我们对于这道禁令投入了足够的注意么？存在秩序仍然是被假设的，在这种秩序之中，除了被启示者和被遮蔽者之外，就没有包含其他东西的位置。在存在之中，被启示的超越性被转化为内在性，反常之物被纳入秩序之中，他者被融化于同一之中。当他人在场，我们能不能对应于这种“秩序”呢？在这种秩序之中，指称性依然是一种不可救药的迷乱，一种绝对逝去的过去。这就是一种踪迹的指称性。面相所由而出的超越性主动作为一种踪迹而指称，一副面相就在绝对逝去、绝对过去的缺席的踪迹之中，其所隐退藏身之处，就是瓦雷里所说的“绝非久远的深远往昔”，且不可能通过内省而在自我之中发现的往昔。因为，一副面相就是独一无二的澄明，超越者的指称性不至于在这里面将超越性化为虚无，也不能将超越性化入一种内在秩序之中；反之，超越性恰恰拒绝将内在性作为超越者已经逝去的超越性。在踪迹之中，所指与指称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一种相互关系，而是非正义本身。一个符号与所指之间那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属于相互关系的秩序，因此仍然是正义以及一种淡化超越性的去蔽状态。一种踪迹的指称性将我们置于一种“横向的”关系之中，无法转化为正义(在敞开和存在的秩序之中，某些东西还是不可想象的)，而回应于不可逆转的过去。记忆无法追逐过去的踪迹，它就是一种没有记忆的过去，而且这也许就是永恒，它的指称性执著地把我们抛回到过去。永恒是不可逆转的时间，过去的渊源和栖身之地。，自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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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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