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20世纪(晚期)的“传输革命”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达到其运动方向最高点的“运输革命”的逻辑是相反的:后者的动力性能存在于，用不断加快的速度使更多的人员和物品在地球表面移动；而前者的动力性能却似乎是通过虚拟化和数字化将地点和物品进行复制，从而能够在各个地方都能“静止地”获得它们。运输革命将人们带向世界，与之相反，传输革命却是将世界(虚拟地)带向人们。因此，对于维希留而言，这个动态性的过程会辩证地突变为停滞过程，在那里面，人们并且最终也包括物品本身实际上都不再移动。在最终的登峰造极的场景中，一切都是动态的结果就是流动的数据流：数据流伴随着“移植革命”的开始，通过诸如“数据手套”和“赛博感应外套”或者甚至是新型的计算机和身体之间的连接，就能够传输地球的所有空间特性，而且甚至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完全逼真地向更远的星球传输，因而“真实的”地点确定的尝试已经是空洞无物的了，这正是维希留对于最终的“快速的静止状态”“极限惯性”的想象。[12]
尽管在今天，教育学家、心理专家和儿童医生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儿童和青少年有太多的时间被动地在计算机和电视荧屏前度过，并且因此对他们的空间定位能力和他们的运动能力都有着令人担忧的威胁13]，但是丝毫不用怀疑的是，目前这样的诊断最多也只是描绘了逻辑上的趋势，因为人员和物品不仅虚拟地移动，而且也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高速度真实地在空间中移动。尽管如此，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存取各种类型的信息，和由于运输加速而导致的“空间萎缩”它被麦克卢汉\*隐喻为“地球村”，也被比喻为通过卫星图像所带来的非常可信的“宇宙飞船中的地球”，或者是如同电信企业的广告中所说的那样：“那里将不再是‘那里’，我们都将在这里’”，都直接带来了新的观念特性;而且，新的流行潮流、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当然也有新的疾病类型、恐怖活动形式等作为组合在一起的各种加速的结果，在全世界几乎是同时登场了,由此那些新的观念也将被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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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12] Virilio,1998年a;对照1993年，第7页及其后页和第17页，进一步还可参考1980年的好几处，和1997年，第9页及其后页。
[13]参照Baur,1989年;Fölling-Albers,1992年。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2),20世纪媒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机器新娘》《古登堡星系》《理解媒介》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