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在身份确定的实践的角度所发生的、被卢曼当做功能分化和复杂性的时间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正是“存在模式”的语义不断地转变为“时间模式”的语义，这导致所有(促成身份确定的)地位和决定似乎是与时间有关的而不再是与存在相关的。
(因而)时间不仅是主旋律，而且非常深刻地并且有效地嵌入到社会的自我描述中。因此，人们最终不再能保留先于时间确定的客体的和主体的身份；确切地说身份是在时间之中、在每个当下被构建和再造的，以便为某个时间产生时间联系，这样的时间联系在极度不同的时间地平线上居间调节了过去(记忆)和未来(在所有可观察到的重要的区别中的摆动)。[30]
与此同时，这样的有关时间的理解在哲学中，同样也在社会科学中带来了时间的时间化的概念：时间的时间化是指行为、事件和联系首先通过期限、顺序、节奏和速度才能得以执行，也就是说：行为、事件和联系在时间中决定自身，它们不再遵循预先确定的时间计划。因此，时间的时间化也同时矛盾地意味着被卡斯特斯所描写的永恒的时间。[31]
对这里的这个身份确定模式的变化是对社会加速的结果的假设而言，其关键主要在于两个事实：首先，时间化的时间是与前面所讨论的、在对经典现代的身份确定方式非常重要的生命历程制度和正常的人生的含义下的生命的时间化完全相反的。现代的第一个动态化阵发，导致了将生活理解为沿着预先安排好顺序的不同的发展轨道的有方向的运动，这些发展轨道是通过形式上的可期望性和对未来的可计划性所确定的，并且因而促成了对“人生计划”的设计：而对人生计划的设计却又废除了预先安排的顺序和可计划性。时间的时间化因而意味着撤回了在时间的延伸中进行规划的含义下的生命的时间化。其次，与此同时，前面所指出的更确切地说是理论上推导的时间的时间化的观念，作为有着西方当代社会发展烙印的趋势，在实证上也足以被证明。鉴于这样的发展，即常规的职业方面的和家庭方面的实施顺序(教育、职业、退出职场，或者说恋爱、结婚、生孩子)之间一方面越来越少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也越来越少地与生理的年龄相互关联，并且另一方面，连续的前进和有序的顺序被多次中断，正如马丁·科利发现了朝向生命历程制度的去机制化和正常的人生的帮助定向的力量的不断丢失的趋势。[32]但是，时间化的时间也能够在半外围的和外围的生活领域中得到实证证明。例如，在市民参与这个领域，就从很长时间以来可以诊断出在名誉职位的形式上的变化(从“旧的”变成“新的”名誉职位)[33]，这种变化能够精确地描绘时间化的时间这个抽象概念：年轻的热心于市民事务的人越来越不愿意长期地和在预先确定的范围内受“职位”的约束。相反他们更喜欢灵活的聘用形式，他们希望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期限，而且在所确定的期限中能够灵活地决定他们自己的一周的或者一个月的时间预算的分配，这意味着，对于这样的行动方式而言，名誉“职位”的概念毫无疑问是令人迷惑的。市民参与在时间的时间化的过程中，与职业行为和从趋势上来看也包括在个人生活中的行为和关系一样，采纳了“项目形式”，也就是说将灵活地决定期限、顺序以及往往也包括速度；但是，项目通常是能在短期内结束的，并且它的运行时间是被限定的。[34]
第十一章 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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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也请参考本书第五章。
[30] Luhmann,1997年，第1014页及其后页。
[31] 对此请参考本书第四章和第十章,特别是第十三章;有关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中产生的时间理解请参考Sandbothe,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