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所有这些自我塑造都令人疲惫，而且有潜在的剥削性—自我剥削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已经从福柯的“规训社会”进入了韩（Han 2015）所说的“功绩社会”(achievement society)。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产生了焦虑的自我，这些自我已经内化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害怕被机器取代。韩认为，在当代社会，禁令和戒律被“计划、倡议和动力”所取代。规训社会产生了疯子和罪犯，而“功绩社会则产生了抑郁者和失败者”。抑郁症患者厌倦了必须成为他们自己。个人会剥削自己，尤其是在工作环境中，他们必须取得成绩和表现。他们变成了机器。但在这里，反抗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是一样的：“过多的工作和绩效逐步升级为自动剥削”。抑郁症“是在功绩主体再也不能做得更多的那一刻爆发的”。这可以与马克思的分析联系起来：资本主义体制要求这种自我剥削。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高明的体制，因为当人们表现不佳、功绩不高、未能充分锻炼自己时，似乎只能责怪自己。即使是在私人领域，我们也时常感到自己必须进行这种自我工作。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被用来提高我们的工作绩效，但我们也用它们来折腾自己，直到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在各种技术的推动下，甚至连“自我建构”也成了一个功绩问题，这些技术对我们的表现进行监控、分析和提升，直到我们无法再胜任工作、精疲力竭为止。要抵制这样的权力和管理制度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似乎只能责怪自己没有跟上；我们应该使用正确的应用程序，做更多的自我工作。如果我们感到沮丧或倦怠，那都是我们自己的错，是我们的失败。
第五章 权力：通过数据的监控与（自我）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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