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途径是将有关动物和环境的政治地位的论点应用于人工智能，例如将政治地位与合作或内在价值联系起来的论点（见本章第一节)。如果对动物来讲，意识或知觉被视为一种固有的属性，需要给予道德或政治地位，那么如果人工智能实体表现出同样的属性，我们就必须给予它同样的地位。如果人工智能与某些动物一样，被视为具有利益或在合作计划中充当合作伙伴，那么，根据唐纳森和金里卡（2011）等人的观点，即使人工智能没有意识或知觉，也可以被视为具有政治地位（但要注意，关于什么才算作知觉，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如果某些非人类实体（如河流或岩石）可以根据其内在价值获得政治地位，而无需有意识或有知觉，那么某些类型的人工智能或人工智能“生态”是否也可以获得类似的地位，特别是如果它们被某个特定社区视为神圣或特别有价值？此外，鉴于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的可能性，生物实体与非生物实体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科学家们的实验室制造出了“混合体”：介于生物和人造实体之间。未来，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合成生物”(synthetic organisms）和“活机器”(living machines)( Deplazes and Huppenbauer 2009)。例如，生物工程师试图制造可编程细胞。这些细胞看似有生命，但同时也是机器，因为它们是被设计出来的。如果人工智能朝着“生命”的方向发展（例如成为“活机器”)，那么如果生命本身被视为具有政治地位（例如政治承受性）的一个充分条件，那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满足与（其他）生命体相同的政治地位的条件。那么“生命”这个范畴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如一些环保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物种和特定的自然环境本身是有价值的并被赋予了政治权利，那么“人造物种”和“人造环境”是否在政治上也应该受到保护呢？后人类主义者也欢迎各种混合体加入政治社会。对他们来说，活机器和人造生命不是问题；相反，坚持旧有的生命/非生命二元论是有问题的，而颠覆这种二元论和边界是他们的哲学乃至政治计划的一部分。
第六章 非人类怎么办？环境政治与后人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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