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在平等和公正方面的政治影响（通常是非预期的）是什么？机器人技术带来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是否会加剧社会中的不平等？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决策是否会像本杰明（Benjamin 2019a）、诺布尔（Noble2018）和克里亚多·佩雷斯（Criado Perez 2019）所认为的那样，导致歧视和种族主义？如果会，是为什么？机器人的性别化是否有问题，以及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讨论中所使用的公正和公平的含义是什么？本章将有关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与歧视的讨论置于经典政治哲学讨论的背景下，即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中关于（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讨论，如罗尔斯（Rawls）、哈耶克(Hayek)，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女权主义以及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思想相联系。本章提出了关于普遍正义观念与基于群体身份和积极性差别待遇的正义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问题，并讨论了有关代际正义和全球正义的议题。本章最后提出的论点是，人工智能算法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
在第四章中，我将讨论人工智能对民主的影响。人工智能可以用来操纵选民和选举。人工智能的监控是否会破坏民主？它是否如祖博夫（Zuboff2019）所主张的那样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种“数据法西斯主义”（data fascism）和“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我们所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意思？本章结合民主理论、关于专业知识在政治中的作用的讨论以及关于极权主义条件的著作，对民主和人工智能进行了讨论。首先，它表明，虽然我们很容易看到人工智能如何威胁民主，但要明确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技术在民主中的作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那就困难得多了。本章概述了柏拉图式的技术官僚（Platonic-technocratic）政治观念与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participative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想〔杜威（Dewey）和哈贝马斯（Habermas）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后者又有其批评者墨菲（Mouffe）和朗西埃（Rancière）]。本章将这一讨论与“信息气泡”(information bubbles，亦可译为“信息茧房”）、“回音室”（echo chambers）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民粹主义”（AI-poweredpopulism）等问题联系起来。其次，本章认为，通过技术实现极权主义的问题指向了现代社会中更深层次的长期存在的问题，如孤独（阿伦特）和缺乏信任。伦理讨论往往只关注对个体的伤害，却忽视了这一更广泛的社会和历史维度。本章最后指出，当人工智能被用作企业操纵和官僚管理人民的工具时，就会产生阿伦特（2006）所说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危险。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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