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们本来不会允许我们靠近他们的大门，但他们却为我们打开了大门。这真是神奇！我会见了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Georges Shultz)，并把弗里德曼的论文（提前）寄给了他。他只说了一句话：“只要弗里德曼觉得行，我就没问题。”他的名字很有魔力。发布会后，我会见了欧洲的每一位央行行长，得到了同样的信息——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它成功了(Mel-amed, 2012)。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他在打破凯恩斯主义霸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论点相当简单，就基于一种想法，即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将催生对冲各种变革风险的强劲需求。弗里德曼认为：
为了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最好能有一个尽可能广泛、深入和有韧性的外币期货市场来满足这种需求。这样一个更广泛的市场肯定会应运而生。主要的未决问题是“在哪里”。美国是一个天选之地，在这里发展将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它在这里发展将带动本国其他金融活动增长，既能提供服务出口的额外收入，又能缓解执行货币政策的问题（Friedman，2011，p. 641）。
因此，经济学为衍生产品市场的建立提供了决定性的理由。但是，经济学本身并没有实现这一点。需要有一个背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解体）来证明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接着还需要集体行动。动员起来创建衍生产品市场的人们的动机并不来自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理性、自利的“经济人”。相反，他们的动机由一个群体构建，在这个群体中，直接和重复的互动使合作成为可能，也能惩罚那些试图脱离这个群体的人(Ostrom，2000)。梅拉梅德解释了他对小型衍生产品市场社群推动的项目投资，并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观点—超越个人利益的动员。他回忆起父亲参与东欧犹太人的社会主义政党“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Bund）的经历(Melamed et Tamarkin，1996，pp. 20-26)，且充满钦佩，并解释说，是父亲教会了他“为整个社会工作。我的父亲向我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将自己与一种思想、一场运动或一个团体联系在一起，就能获得永生”(MacKenzie et Millo，2003，p. 116) 。
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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