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债利息不是从生产过程中提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是直接从家庭收入中提取的，而是来自为收入流提供资金的政治操作。这些操作包括通过提高税收、降低公共开支、采取私有化和发行新债券来获取金融收入。在1970—2010年间的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持有的政府债券份额从16%上升到40%以上。他们在联邦利息支付中所占的份额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桑迪·哈格（SandyHager）指出，由于减税不足以实现再分配，公债利息促使收入向最富有的1%的人群集中（Ha-ger，2013)。该实证研究是当代争论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尤其与凯恩斯主义学者偏好的公债讨论存在关联之处。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关于欧洲国家的类似研究。该研究强调，如果不引入日益累进的税收和/或支出，不断增长的债务将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这里将涉及庞大的金额，在21世纪头十年的法国，利息占所有国家支出的 10%～12%(Pucci et Ti-nel, 2011)。
与公债相关的冲突性社会关系使以政府为代表的政治共同体与其债权人直接对抗。当然，当增长率高于利率时，公共赤字并不会加重债务。但是，公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为市场提供了可能性，只要市场怀疑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实施政策来保证它们获得预期的还款和回报，市场就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扼杀公共财政。在整个外围国家的金融危机中，这种态势反复出现，并导致了2010—2012年的欧洲危机。因此，市场的主权抢走了人民的主权（Streeck，2013）。然而，历史上也有许多单方面取消债务的例子，例如专制君主、布尔什维克革命者，或在较小程度上21世纪头十年的厄瓜多尔和阿根廷政府。这些案例以不同的方式提醒我们，公债关系最终是由政治决定的，政府可以通过简单的法令来终止这种关系。
第六章 金融利润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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