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马克思自然会认为蒲鲁东对现实的批判是不够深刻的，因为他没有从哲学层面上更深刻地揭露“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经济关系的本质，即人类主体被全面异化的本质颠倒。在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共9 次使用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语，其中 2 次使用 modern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且他还28次使用了来自法文的Bourgeois。所以，马克思指出：
有产阶级(besitzendeKlasse)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menschliche Selbstentfremdung)。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Wirklichkeit einer unmenschlichen Existenz)。②
besitzende Klasse在德文中原是指“占有者”或者“所有者阶级”，是马克思此处使用的一个与资产阶级相近的概念。这也是马克思在自己的主要文本中唯一一次使用该词。我们发现，人本学异化逻辑在这里仍然是主导性的制约构架，并且它被认为是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甚至蒲鲁东的理论制高点。孙伯先生认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脱离了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转而把物质生产即生产力看作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原动力”③。这种判断是值得讨论的。我以为，只有认真对比后来《哲学的贫困》的语境，才能看清楚马克思这里对蒲鲁东思想中所存在的问题的评述。
在“批判性的评注2”中，马克思是从劳动时间与生产费用的关系出发展开新一轮分析的。他先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除去劳动时间，他们还将“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资本家的利息和利润也算入生产费用”，而蒲鲁东由于否定了私有财产，所以地租、利息与利润都消失了，只存在劳动时间和预付费用，这样，“蒲鲁东既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量度，因而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这恰恰反对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将决定性的因素视为资本和地产的客体物的力量。马克思认为，蒲鲁东这样就以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矛盾的形式“恢复了人的权利”。①显而易见，马克思还是用人本主义哲学来解读经济学，特别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指出，斯密在《国富论》的前几页也确定了，“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的量度”。马克思还说，“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②。这似乎是在肯定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后来列宁在读到文本的这一段落时曾经指认，这表明“马克思接近劳动价值论了”③。这是对的。可是，这种接近是从人本主义主体性哲学逻辑出发对劳动价值论的接近。不过无论怎样，这种接近都是有意义的。这正是后来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视角中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先导性因素。不过，这时马克思的肯定总是有很大保留的。因为，在他看来，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承认人类活动的一切本质规定，但只是在异化、外化的形式中来承认。例如，在这里他把时间对人的劳动的意义变为时间对工资、对雇佣劳动的意义。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③孙伯镁、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八卷本)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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