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也就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实际上，巴加图利亚曾确切地指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掌握的程度，影响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同时他也深刻地体察到，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中实际上存在一个“从偏重斯密到偏重李嘉图的转变”同步出现的历史观的推进。可是，巴加图利亚认为，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观点对马克思的影响仅仅体现在《1844年手稿》中，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已经转向李嘉图的生产力的立场。②关于对这一点的思考，我赞成姚顺良先生和唐正东博士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经济学基础，仍然是斯密，他这时还是通过斯密的经济学视域来规定自己的哲学视界的。从分工出发来观察生产，从人与人的直接社会关系出发观察社会生活，然而其实它们的参照物只是手工业时期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特征，这些特征都只是资产阶级社会“初级阶段”的特殊经济属性。固然，马克思此时也谈论工业大生产，也谈及社会关系向“货币关系”的转化，但是马克思还无法在理论运作的深层意识到机器大生产之上的技术协作创造的生产力，还不能透视交换关系成为普遍的统治形式的事物化社会结构的哲学意义。这种意义，只能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大生产时代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经济学视域。而这一视域是马克思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中才逐步达及的理论高度。至于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学的批判起点，正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建构出来的。①这是一个很深的理论逻辑关系，也是我们后面将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
①[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李康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页。
②参见[苏]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马健行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沈真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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