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以上24本篇幅各不相同的摘录笔记上全都做了编号，并标注连续的页码，这些笔记的主体部分是他于1851年所做的笔记。②
在1850—1851年马克思所写的前7本笔记，主要是研究货币理论问题，其中对“通货原理”和“银行理论”的讨论是主体。在这里，他摘录了图克、泰勒、加尔涅、毕希、桑顿，以及斯密。一般地说，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摘录主要是为了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国家货币学和信贷政策中去寻求1847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他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存在于流通领域，而根源于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矛盾之中。但是面对蒲鲁东一格雷一类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者们将消除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期望建立在对货币和信用领域的“改革”之上的迷误，马克思不得不同样从这一层面开始他的理论分析。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从马克思笔记本身所关注的专题和思考点来看，他实际上更注重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核心的基本理论研讨，因为在此否定李嘉图就意味着马克思必须建构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从经济学视域中超越《哲学的贫困》的重要一步。其佐证是，在这阶段摘录之后，马克思于1854年另外写下了一个单独的加工性笔记：《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Bullion.Dasvollendete Geldsystem，以下简称《金银条块》)。③在这一由两个笔记本构成的笔记中，马克思专题式地重新系统摘编了他分别在《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以及刚刚写下的《伦敦笔记》中所摘录的80多位学者有关货币问题的经济学论点。此手稿遗失了近12页。从马克思的摘编线索和加写的提示来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理论起点已经在这里得以确认，这就是对蒲鲁东一格雷的小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错误的批判。有关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在第7册笔记中写下的《反思》手稿中看到。
第八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一—163页。
②《伦敦笔记》的24本笔记中，1850年4本(第1—4册)，1851年14本(第5—18册)，1852年2本(第19—20册)，1853年4本(第21—24册)。
③参见 Marr-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IV /8, Berlin: Dietz Verlag,1990, S.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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