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解读模式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量变“进化说”。这是苏联(尤其是20世纪60—80年代初)学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观点。③由于他们拘泥于列宁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分期观点的框架(列宁没有看到后来发表的青年马克思的早期论著)，主张一种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彻底的含糊其辞的观点。他们指认，1843年《巴黎笔记》以前的马克思“仍然是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的”青年马克思，而宣称1843年夏天至年底马克思已经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但他们不敢确证这一转变并不是转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进程一直延续到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持续到1846年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结束。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是一个量的渐进过程，其中只是存在一种不断清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④哲学影响进而走向成熟的理论表述的因素。在1843年夏天以后的众多青年马克思的文本中，马克思主义在多处被指认了出来。⑤被马克思后来称之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在此却表现为“猴体就是人体”。①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845年的方法论革命意义就被大大弱化了。在面对1932年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严重理论倒退时，这一模式由于自身的混乱和矛盾而显得苍白无力。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国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某些研究，基本上依循了这种“进化说”的苏式研究思路。
导言
①参见拙文《广松涉的马克思关系本体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4期。
②参见胡万福《论青年马克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苏联理论界对人的问题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并直接干预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而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学界实际上是回到了上述第二条思路，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戈尔巴乔夫的“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的“新思维”的逻辑，就是理想化的人本主义。这一自欺欺人的观点所造成的现实悲剧已是有目共睹的了。
④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德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出身于次胡特一个法学教授之家，1828年在柏林大学毕业，曾任教于埃尔兰根大学，因宣传无神论遭受迫害，隐居乡间，从事哲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1939)、《基督教的本质》(1841)、《未来哲学原理》(1842)、《宗教的本质》(1845)、《宗教本质讲演录》(1848)、《幸福论》(1867—1869)等。
⑤苏联学者在这一方面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有：苏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三联书店(北京)1982年版；苏]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陆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苏]纳尔斯基等，《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下卷)，金顺福、贾泽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亦可参见沈真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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