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认识到，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神正论的过程中，创立了批判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人学现象学，这是对黑格尔的哲学逻辑颠倒。而青年马克思在1845年最初的经济学批判中，在赫斯的经济异化批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赫斯由于缺乏真正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深刻了解，他的论述是不够鞭辟入里的。更主要的是，赫斯的交换(金钱)异化论已经被马克思从劳动生产(对象化)异化出发的更深一层的完整经济异化理论所取代。虽然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还是隐性唯心史观的，他不得不为了革命的结论而伦理地批判现实，但这也正是他自我指认的一种新的批判思路的出现，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学现象学，它是一种在全新的逻辑建构中穿透资产阶级经济现象批判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
而在1845—1847年的哲学革命中，马克思在抛弃人本主义异化批判逻辑时，实际上已经在实证科学的意味上否定了现象学认知(往往与异化逻辑相同体)的合法性。可是，在《1850—1853年伦敦笔记》(以下简称《伦敦笔记》)对经济学资料的详尽占有过程中，他再一次在科学的视域中意识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颠倒和事物化的复杂性，所以，在超越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边界的同时，马克思重新创立了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认识论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不再是一般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透视这种颠倒的假象，即如何去掉一层层现象和假象，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自然性(自在性)中客观发生的多重颠倒和客观异化，需要非直观和非现成的批判性现象学。这里，它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面对的主观现象，也不是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自己原来那种否定现实经济现象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因为马克思这时的历史现象学的前提是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这种颠倒的消除不可能在观念中实现，必须由物质变革来完成。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现象学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这种颠倒是如何历史形成的，它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以最终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具体地说，马克思必须面对复杂的物、物相、外在关系、颠倒了的关系、事物化关系、非主导性的关系(如过去了的封建关系)，在科学的历史抽象中找到原有的关系(简单关系)，再一步步再现今天真实的复杂关系和颠倒了的社会结构。这不是直观或抽象反映，而是一种重构式的反映。这里既要一步步破除社会关系中由于颠倒所产生的迷碍，获得史前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又要从这种抽象的关系一步步复归于颠倒的各种复杂的经济具象。这就使马克思进一步发现，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资本、货币、价值、商品等，个人和一般人的常识眼睛是看不清它们的本质的，因为这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社会现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社会唯物主义)同样是以这种假象作为全部理论的肯定性前提的。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就是去除意识形态迷障，发现经济现实(物相)的本真性(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根本基点。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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