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客观，他们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把事情看得更加清楚。
确实，人们怎能不感到惊讶，一些荷兰商人受荷兰东印度公司143的压迫，嫉妒其特权，竟用他们的资金帮助和支持英国、丹麦、瑞典、法国的印度公司(甚至还有奥斯坦德公司)。他们出资扶植敦刻尔克的法国私掠船，而这些私掠船有时劫掠他们同胞的船只。144荷兰商人还与在北海行劫的柏柏尔海盗串通(这些柏柏尔海盗其实往往是些乔装的荷兰人)。1629年，在哈瓦那附近截获西班牙大帆船后，西印度公司的股东们要求立即分配战利品，这一要求的付诸实施为公司开了一项恶例。145同样，葡萄牙人于1654年把荷兰人逐出累西腓，路易十四于1672年进攻联省共和国，都是使用从荷兰人那里买得的武器。就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法国在意大利的作战部队却经由阿姆斯特丹发放军饷，这使与荷兰结盟、反对法国的英国人愤慨万分。这一切都是因为，在荷兰，商人是国王，商业利益是立国之本。彼得·德·拉古尔(1662年)146说：“贸易要求自由。”法国大使拉杜依勒里147在致马扎林的一封信(1648年3月31日)中惊呼：“赚钱是这里的人唯一的行动指针。”就在同一时期，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于1644年强烈主张，“十七董事148在东印度夺得的要塞和堡垒不应被看作是国家的战利品，而应看作是商人的私有产业，商人有权把这些产业卖给他们愿意的任何人，即使是西班牙国王或者联合省的其他敌人”。149荷兰的敌人(他们人数很多)不难在这篇檄文中再添上几条罪状，似乎别人的缺陷就是自己的功绩。一名法国人说：“在荷兰，国家从贸易获利，也使个人得利，二者并行不悖(也就是说，国家和商业公司是一码子事)。贸易绝对自由，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对商人是禁止的，他们只要遵循利润法则就够了:在国家看来，利润法则是基本的行为准则。因此，当个人因经商而似乎违背国家利益时，国家便闭上眼睛，装着没有看见，这在1693和1694年发生的事情中，容易作出判断。法国当时缺少小麦，饥荒遍及各省；时值战争紧要关头，局势对反法联军有利，法国的处境岌岌可危。荷兰及其盟国理应促使法国失败，或至少迫使法国根据他们提出的条件接受和平；他们舍此难道还有更高的国家利益可言吗?荷兰人不但不应向法国提供小麦，而且要想方设法让法国耗尽其小麦储备。他们并不是看不到这种政治形势，他们曾发布命令，严格禁止商人及其控制的船东以任何借口前往法国。然而，这并不妨碍荷兰商人与法国商人保持联系，使用瑞典和丹麦的船只，或者用中立国旗号作掩护的荷兰船，甚至更多的打着荷兰旗号的荷兰船，向法国运送货物……”150
第三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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