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使我们想到，民族市场应该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网络中，在某个经济世界的中心或其邻近地区发育成长。此外，我们还想到，民族市场的发育与由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导致的地理差异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更何况，反过来看，民族市场的“重量”在各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不断斗争中起了作用，具体地说是在18世纪，作为城市的阿姆斯特丹与作为“民族国家”的英国之间的抗争。民族市场是在内外因素推动下对工业革命的发端至关重要的一个变化得以在其内部完成的框架之一，我指的是内部多种需求的增长，它使各生产部门加速发展，为进步开辟道路。
就民族市场作一番研究无疑是有益的。难处在于这一研究要求与之适应的方法和工具。经济学家们在近三四十年间为了“宏观经济计量”的需要发明了这些工具和方法，但他们当然想不到历史学家的特殊问题。历史学家能否让这种宏观经济学为自己效力呢？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为研究过去所掌握的贫乏材料与当今我们眼看人们为称出国民经济的重量而运用的庞大数据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原则上说，我们离可以直接观察的现时越远，遇到的困难就越大。更为不幸的是，至今没有人真正力图把今天的研究方法用于调查过去。2在这一领域越俎代庖，出色地从事历史研究的少数几名经济学家，如让·马克祖斯基和罗倍特·威廉·福吉尔，3没有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前者最远没有超过18世纪，后者没
第四章 民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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