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经济世界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从威尼斯到阿姆斯特丹再到英国，就没有离开同一个运动，始终停留在同一个整体实在之中。民族体系和城市体系的差异和对立在于它们各自特有的结构。城邦国家逃避粗笨的第一产业：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吃的小麦、食油、盐乃至肉类等，统统来自对外贸易；它们从外部得到它们消费的木材、原料乃至许多手工产品。是谁，用什么方式古老的或现代的一生产这些产品对它们无关紧要：它们只要在过程终端接收产品就够了，在过程终端自有它们的代理人或本地商人为它252们把产品贮存起来。为它们的生存以及它们的奢侈所必需的第一产业全部或大部都在它们的国土之外，别人为它们生产，它们不需要为生产在经济或社会方面遇到困难而操心。它们大概未必充分意识到自己占了大便宜，更多的倒是想到不便之处。它们为仰给于国外感到不安(虽然金钱的力量实际上使这种依赖性化为乌有)。所有占统治地位的城市确实都努力扩大领土，发展自己的农业和工业。是什么样的农业和工业呢？必定是最值钱的，最有利可图的产品。因为，既然总要进口，佛罗伦萨不如进口西西里的小麦，而在托斯卡纳种植葡萄和橄榄。所以城邦国家的情况必定是：(一)其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保持“现代化”的关系；(二)若有农业，必定优先发展有厚利可图的种植业，而且自然地吸引资本主义投资。荷兰很早发展了一个“先进”的农业部门，并不是事出偶然，也不是因为它的土质好；(三)它们拥有一些奢侈品工业，往往很兴隆。
城市经济就这样摆脱了被达尼埃尔·托尔内称之为一切有效发展必经阶段的“农业经济”。相反，致力于政治统一和经济建设的领土国家，长期陷于发展缓慢的农业经济而不能自拔，其处境与当今许多不发达国家相同。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通常都要借助战争实现其政治统一，因而开支甚多，更加需要广辟税源，而收税就需要设置管理机构，为维持管理机构又需要更多的钱和更多的税……但是，在农村人口占90%的国家里，税收是否成功要看国家能否有效地向农民收税，看农民是否放弃自给自足，是否同意生产剩余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并养活城市。而这还不过是第一步。因为农民还应该随后也富裕起来，也要求消费手工业产品，从而也出力养活手工业者。正在形成中的领土国家要做的事情委实太多，无暇立即去征服世界大市场。为了生存，为了收支平衡，它需要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组织笨重的行政机器。它为此消耗全部精力。我很愿意从这个角度介绍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时代的法国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已尽人皆知，它的说服力也就减弱了。那就不妨举莫斯科公国，乃至大莫卧儿帝国前的德里苏丹国为例。后者是个奇妙的例子，我们下文还要提到。德里苏丹国早在14世纪上半叶就在其辽阔疆域内发展一种货币经济。这一货币经济以市场为依托，并通过市场，开发和促进乡村经济。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农业的收成。穆哈马德·土格鲁格苏丹(1325—1351年在位)为此推广开凿水井，向农民提供资金和种子，并通过行政部门的推动，鼓励农民选种甘蔗等高产值作物。73
364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