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糕的是，英国公众认为这些新花样与股票投机是一码事，是奥伦治的威廉从荷兰的行李中带来的外国招数。乔纳森·斯威夫特1713年写道：人们不相信这套“新的治国方略，大家认为国王坚持推行这套政策，是因为他在本国早已搞熟了”。荷兰人相信“国家负债符合公共利益”。这对荷兰可能适用，对英国未必行得通，英国的社会和政治毕竟与荷兰不同。328有些批评更加激烈：政府是否企图通过发行公债而赢得公债认购者，特别是担保公债发行成功的各家商行的支持？公债不仅能便利投资，而且息率也高于法定标准，这对不断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的自然信贷岂不是个极大的竞争？笛福本人早在1720年就留恋过去，说那时候“没有欺诈、股票投机、彩票、公债、年金，没有人购买海军债券和公共安全债券，没有国库券在市面上流通”，王国的全部资金投入商品流通的大河，没有任何力量使它偏离正常的流向。329至于硬说国家举债是为了不使臣民的税收负担太重，更是笑话！每笔新的债款都迫使国家开征新税，开辟新的财源，以便保证偿还本息。
最后，许多英国人被债款总额之巨吓得咋舌。1748年，使英国人感到失望和屈辱的亚琛和约签订不久，一位喜爱推理的英国人330眼看国债接近8000万英镑，不由哀叹。他说：这个水平很可能是“我们的极限，再向前迈出一步，就有全面破产的危险”。我们已到了“悬崖的边缘”。大卫·休谟在1750年也说，“不必未卜先知，就能猜出即将发生的灾难。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国家。”331七年战争过后不久，诺森伯兰爵士向坎伯兰公爵诉说他的担忧。他看到英国政府“得过且过混日子，而法国却整顿财政，偿付债务，重整海军”。万一“法国想跟
第四章 民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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