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族一起,并且违背贵族的意愿,勉强进行统治。没有贵族,残缺不全的国家(即使是路易十四的法国)难道能承担自己的任务吗?“资产阶级”的地位显然在上升,国家审慎地给予支持,但社会变革的进程十分缓慢。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看到作为贸易集散地的商业国家的成就,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佳,因而它们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赶上先进国家,使自己上升到中心的地位。一方面是力求依样画葫芦和窃取成功秘方:英国对荷兰长期如此,几乎念念不忘。另一方面是创造收益和开发资源,以满足进行战争和奢侈铺张的需要,后者也不失为一种统治手段。事实表明,任何国家只要与经济世界的中心相邻,就变得易怒好斗,似乎这种相邻关系使它大动肝火。
不过,我们且别搞错,在17世纪近代的荷兰与法国、西班牙等大国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这一距离表现为政府对当时被看作万应灵药,事后被我们称作“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态度。我们历史学家在创造这个词的时候,赋予它多种含义。如果应有一种含义胜过其他含义的话,那就是防备别人的意思,因为重商主义首先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法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君主或国家无疑在迎合一种时尚,但在更大程度上是承认有一种劣势需要加以弥补或缩小。荷兰难得实行重商主义,每逢实行时,它必定发现了外来的威胁。如果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它通常可以实行自由竞争,这对它只会有利,不会有任何损害。英国于18世纪不再坚持重商主义,我认为这足以证明,世界的时钟已敲响大不列颠强盛的钟声。再过一百年后(1846年),英国能够开放自由贸易,不冒任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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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