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世界的边沿区，情形变化更大。那里是殖民地，沦为奴隶的居民被剥夺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宗主国作为主人，设法通过虽然形式不同但却普遍存在的专营贸易制，保住自己的商业利益。宗主国确实离得很远，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和少数人集团在地方生活的圈子中主宰一切。但这种地方主义和地方当局的力量，即所谓美国的民主，无非是一种基本的统治形式，至多可被看成是古希腊城邦的统治形式，那也还有点勉强！人们将能发现，殖民地的独立造成突然的权力空缺。在结束了殖民地的假国家以后，必须从无到有地制造一个新国家。于1787年建立的合众国花费了很长时间，才使联邦政府成为一个协调和有效的政府。这个过程在其他美洲国家也很缓慢。
在并非殖民地的边沿区，特别在东欧，至少已有一些国家存在。但那里的经济被与外国相联系的某个集团所控制，因而国家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例如波兰就是如此。18世纪的意大利同样不再有真正的政府。马费伊伯爵于1736年说：“人们议论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就像议论羊群或其他下贱牲畜一般。”81在帕萨罗维茨和约签订后(1718年)，甚至威尼斯也甘心或乐于坚持“中立”立场，换句话说，开始自暴自弃了。82
所有这些失败者除了求助于暴力、侵略和战争，便没有获救的42途径。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更好的例子：非洲的柏柏尔海盗。柏柏尔人确实不属于欧洲经济世界的范围，而在土耳其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之内，关于土耳其帝国单独构成的经济世界，我在后面另辟一章专门叙述。但阿尔及尔国家是个独具一格的范例，它位于欧洲和土耳其两大经济世界的接合部，不服从其中任何一个经济世界；它基本上切断了对伊斯坦布尔的臣属关系，而无孔不入的欧洲商船又把它排斥在地中海贸易之外。海盗行径是阿尔及尔对付欧洲霸权的唯一出路，是摆脱控制的唯一可能。位于欧洲和俄罗斯接壤处的瑞典与阿尔及尔的情形大致相同，它不是也被排斥在波罗的海的直接利益之外吗？战争是它获救的唯一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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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