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乐意接受这一理所当然的权力集中，特别因为它对保卫年轻的殖民地不受其他欧洲强国的袭击是必需的。瓜分新大陆的列强之间竞争激烈，在陆地边境和美洲绵延万里的海疆都有无休止的争斗。
权力得以顺利集中的另一个原因肯定是因为它在殖民地内部保证少数白人的统治，而这些白人无不眷恋“古老”欧洲的信仰、思想、语言和生活艺术。18世纪统治智利中部河谷的土地贵族不过“二百家族”，50他们人数不多，但很活跃，办事效率也高。1692年波托西的富翁是一小撮“大人物”，“衣料用金银线织成，因为别的服饰不合他们的身份”；51他们的住所之豪华令人咋舌。1774年革命前波士顿的殷实批发商同样屈指可数。这少数人之所以能安享尊荣，首先是因为劳动者持消极态度，也因为囊括一切的社会秩序与他们共谋，而欧洲出于自身的利益也竭力维持这一社会秩序。
当然，各殖民地对宗主国的驯顺和依赖程度不尽相同。但是即便有抗命的时候，这也丝毫改变不了它们的本质，因为它们的秩序和职能是不可分离的。最不驯顺、控制最差的美洲社会是那些未被纳入国际交换洪流的社会，那些社会“不发达的经济……未被一项主要产品带动”，52未被某一受到大西洋彼岸遥控的生产部门带动。53这些社会和经济很少引起欧洲批发商的兴趣，从欧洲得不到投资和订货单，依然贫穷，相对自由，趋向自给自足。安第斯山脉背后，位于亚马孙丛林上方的秘鲁牧区属于这种情况；委内瑞拉大草原上的领地也属于这种情况，那里的监护征赋人不肯听任加拉加斯专制政府的宰割；圣弗朗西斯科河谷同属这种情况，巴西内陆这条“畜群之河”哺育的畜群野性未净，那里的封建领主加细亚·德·雷森迪拥有的土地(基本上无人居住)据说比路易十四时代整个法国的面积还大；同属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些偏僻、孤寂的城市，它们即使无意独立，也不得不自己治理自己。17世纪末乃至18世纪，被最初的“探险队”54选为首都的圣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阿卡里亚斯·德·塞里奥恩在1766年写道：“葡萄牙人在巴西内地殊少建树，他们视圣保罗为最重要的据点。〔…〕该城深入内陆、距海岸行程超过12小时……”55科雷尔说：“这是某种共和国，起初由一帮亡命之徒组成。”56“圣保罗人”把自己看成自由的民族。实际上这是个马蜂窝：他们出没在内地的道路上，既为矿工的营地提供给养，也抢掠巴拉那河沿岸耶稣会传教区的印第安人村庄，甚至侵袭秘鲁和亚马孙地区57(16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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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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