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3地”，或者土耳其的“西帕希采邑”)都对沙皇唯命是从。此外，国家还控制了主要的交换活动，垄断食盐、石碱、烧酒、啤酒、稀蜂蜜、裘皮、烟草以及后来的咖啡贸易。小麦贸易在国内畅行无阻，但出口粮食需获沙皇准许，而沙皇常以出口小麦为理由进行领土扩张。219从1653年起，沙皇组织官方商队前往北京，原则上三年一次，带去宝贵的裘皮，带回黄金、丝绸、锦缎、瓷器和茶叶。烧酒和啤酒由国家专卖，开设的酒店“俄语叫kobaks，一律归沙皇所有，任何人不得插手〔……哥萨克人居住的乌克兰部分地区例外”。沙皇每年从中取得巨额收益，可能达100万卢布。“由于俄国人惯饮烈酒，而士兵与工人的薪饷一半为面包或面粉，一半为现金，他们就把现金花在酒店里，以至在俄国流通的全部现金又回到沙皇陛下的钱柜里”。220
当然，对于国家的事情，谁都不会认真。流弊“层出不穷”，“切尔克西亚和乌克兰盛产烟草，贵族和其他人设法偷售”。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伏特加走私。明目张胆的，而且不得不容忍的走私活动是向邻近的中国出口西伯利亚裘皮。中国的需求甚殷，前往北京的官方商队很快就不能予以满足。1720年，“前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亲王因贪黩被枭首示众……聚敛之财富不计其数，至今仅发卖其家具以及西伯利亚和中国货物，仍有许多房屋堆满待售的物品，据说价值高达300多万卢布的宝石和金银尚不计在内”。221
但是，走私、舞弊和违法并非俄国特有的现象，而且这些活动不管多么严重，也未能真正限制沙皇的专横独断。俄国的政治气候与西方不同，“罗斯富商”(gosti)组织222便是一个证据。“罗斯富商”是经营远程贸易的大批发商，这在俄国与别处一样是发财的行当，不过在俄国受国家的控制。“罗斯富商”共有二三十名，为沙皇效力，享有巨大特权，也负有重大责任。他们轮流负责征税，管理阿斯特拉罕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海关，出售裘皮和其他国库物资，经营国家外贸，特别负责销售国家专卖商品，主持铸币局以及西伯利亚事务部。他们以身家性命担保完成这些任务。223他们中有的积聚巨大的财富。鲍利斯·戈东诺夫时期(1598—1605年)，一名劳动者的“年薪”估计为5卢布。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为俄国商人之冠，依靠高利贷、食盐贸易、开矿、办厂、征服西伯利亚、裘皮交易以及国家于16世纪出让的伏尔加河以东彼尔姆地区面积极大的垦殖地发了大财。在两次波兰战争期间（1623—1634年，1654—1656年)，他们借给沙皇412056卢布，换取终身年金。224在这以前，他们曾为拥立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即位，向他提供巨额小麦、盐、宝石和货币(以借款或特别税金名义)。225拥有土地、农奴、雇工和家奴的“罗斯富商”登上了社会的最高层。他们单独组成一个“行会”，226另有两个行会是二流、三流商人的团体，虽然也享有特权。彼得大帝亲政后，“罗斯富商”的职能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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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