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流动威胁到领主社会的基础，而国家的政策致力于巩固领主社会，使之成为国家手中的方便工具：每个臣民分属不同的社会等级，社会则确定不同等级的臣民对君主的义务。君主因此必须制止农民的逃亡。最初规定只在圣乔治节才是合法出走时间。后来，伊凡四世1580年的敕令“暂时”停止任何行动自由，等候发布新的规定。这个临时处置就此维持下去，尤其因为农民不顾新的敕令（1597年11月24日，1601年11月28日），继续逃亡。最后终于颁发了1649年法规，这至少在理论上表明已无法后退了。该法规明确规定，农民未得领主同意擅自外出即为非法，取消从前关于逃亡农民在外一段期限后有权不被押解回领主身边的规定。这一期限最初定为5年，后来延长到15年。这次干脆取消任何期限：不管农民在逃时间多长，人们都可以强制他携同妻室子女以及挣下的家当回到他从前的领主那里去。
这一演变得以实现，完全仰赖沙皇站在领主这一边。彼得大帝抱有发展舰队、陆军和行政机构的宏图，要求整个俄国社会—领主与农民统统在内—绝对服从。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这就说明，俄国农民与波兰农民相反，他们名义上虽然彻底沦为奴隶(1649年)，事实上却是被要求用现金或实物缴纳贡赋(向国家和向领主缴纳)，而不是服劳役。23118世纪的劳役最重，每星期也不超过三天。用现金缴纳贡赋显然意味着农民始终可以进入市场。何况，领主直接经营其“庄园”可以用市场来解释(他希望出售其产品），国家因现金税收增多而得到发展也是如此。根据相辅相成的道理，我们既可以说很早就在俄国出现的市场经济有赖于农村经济的开放性，也可以说市场经济决定了农村经济的开放性。俄国与欧洲的贸易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作用(有人会觉得好笑，认为这一贸易与巨大的国内市场相比微不足道)，因为正是俄国的外贸盈余给俄国经济注入最低限度的流通货币（欧洲的白银或中国的黄金)，否则就不可能有市场活动，至少市场活动不可能达到这个规模。
386
564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