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城市中有古老而青春重返的，有新建的，甚而也有接近西方城市模式的。正当土耳其处于衰落之中时，人们怎能相信，这些城市居然兴旺发达？城市的兴起在别处都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征兆，在这里怎么能是衰败的标志呢？
更加错误的是认为，土耳其帝国的经济史完全遵循政治史的日程表。从土耳其史专家们的犹豫不决，就可以知道，这张日程表有多么不可靠。一位历史学家315指出，土耳其帝国从1550年起，在苏里曼大帝(1521—1565年在位)统治的晚年达到鼎盛；另一位同样可信的学者316认为，衰落始于1648年(一个世纪以后)，但是这一日期对于欧洲历史的重要性大于其对土耳其的重要性：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于这一年签订，苏丹易卜拉欣一世于同一年被刺身亡。如果非要提出一个日期不可，我宁愿采用1683年。维也纳围城战(1683年7月14日至11月12日)刚结束，苏丹派人去贝尔格莱德绞死败绩的首相穆斯塔发·汗。317但我不以为任何政治事件可充当绝对可靠的界石。政治和经济并非没有相互关系，但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就算它衰落了—并不立即引起经济衰落。16至17世纪之间，帝国的人口激增，几乎翻了一番。根据约尔若·塔狄克318的说法，土耳其的和平以及伊斯坦布尔的需求使巴尔干地区得以建成真正的民族市场，至少加速了交换。而在18世纪，经济振兴的迹象也很明显。
事实上，土耳其为其霸业付出了代价。“奥斯曼帝国一方面控制了伊斯兰世界在地中海的所有港口(摩洛哥的港口除外)，另一方面又控制了朝红海和波斯湾方面销售商品的港口”，319以及与俄国展开贸易的黑海诸港口。横贯土耳其帝国的重要商业轴线足以使帝国具有某种明显的整体性。这些轴线可能移动位置，但始终存在着。15世纪时，庞大的首都伊斯坦布尔需要重建，商业中心与其说在伊斯坦布尔，不如说在布尔萨，那里的商业、转运业以及各种手工业都很活跃。土耳其向叙利亚和埃及的扩张使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中心移往阿勒颇和亚历山大，由此造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重心在整个16世纪偏离伊斯坦布尔，向南倾斜。在17世纪，经济中心再次移动，迁到了士麦那，这个事实已众所周知，但尚未得到认真的说明。18世纪，中心看来又重新回到伊斯坦布尔。透过这些曲折的情节(其内涵未被充分认识)，人们能否想象奥斯曼帝国这个经济世界已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先后曾出现过几个经济中心？
第五章 世界支持欧洲或是反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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