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遥远的欧洲和印度洋的各国商人如水赴壑般地前来这里汇集。城墙外是爪哇人和安汶人居住区，也有若干乡间别墅，但主要是稻田、甘蔗园和运河；沿着一条经过整治的河流，设有许多水磨，“磨麦、锯木、造纸、造火药”或制糖，还有砖厂、瓦窑……城内整齐清458洁，一切井然有序：市场、商店、货栈、肉铺、鱼店、警卫所以及“纺纱场”，妓女在该处罚做纺纱苦工。荷兰殖民社会十分富有，耽于声色，懒散度日，这些不必一一赘述。外科医生格拉夫1668年在长途旅行中抵达巴达维亚，他所见到的那种富裕和享乐生活，早先在1595年前后的果阿，后来在加尔各答，全都存在，这是经济成就辉煌的标志，千真万确，绝不有误。525
然而，从18世纪初起，荷兰庞大的商业机器开始运转失灵。有人把这归罪于东印度公司职员日益严重的营私舞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办事员”(servants)在这方面比荷兰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并不妨碍英国公司在1760年前后跃居首位。难道因为18世纪中叶的趋势逆转在各地促成了规模更大的经济活动，增大了贸易额，为变化、断裂和革命创造了方便条件？这个看法确实颇为诱人。欧洲发生了国际机会的再分配，英国的领先地位迅速奠定。在亚洲，印度把整个远东的经济重心吸引了过来，但印度是在英国的监督下，为着英国的利益才取得首位的。霍尔登·福伯那本问世已久的著作出色地描述了这一转变过程。526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名“约翰公司”)战胜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又名“杰安公司”)，9因为后者于18世纪70年代在孟加拉和印度输了棋，也因为当中国逐渐敞开大门时，后者未能在广州的洋商中取得领袖地位。我故意不说“约翰”在广州比“杰安”更聪明，更灵活，更狡猾。有人持这种见解，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一位严厉批评法国印度公司的法国证人声称，在1752年前后的广州，瑞典公司和丹麦公司比别的公司更善于见风使舵，虽然这两家公司规模最小，最缺乏成功的条件。527英国人最终取胜，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力量再加上印度的巨大重量，如虎添翼。普拉西之战(1757年)不仅完成了印度的政治征服，而且完成了对印度商业“渠道”的征服。这些商路紧贴次大陆的海岸，一端通往红海与波斯湾，另一端远届南洋群岛，不久就直抵广州。印度船厂不仅为了“区域贸易”的需要，尤其为了远航中国，曾建造了众多别名“印度人”的船舶。根据福伯的说法，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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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